70后 夹缝中的一代集体井喷？

原标题：70后 夹缝中的一代集体井喷？

（上接B1版）

张定浩：失败，在庆祥那里似乎首先基于一种个体生命的体认，那么从这样的个体概念如何快速地归纳出一个整体判断，我是觉得欠缺一点理据。当然，庆祥会重新定义80后，他定义的80后就是失败的那一部分80后，那么，如果这样的话，其实整个论断就是同义反复，意义也不是很大。

至于这种整体性的焦虑，其实更多只是知识分子特有的。知识分子总是有一种责任感，只不过，很奇怪地，以前的责任感是对于天下和国族兴亡的；现在，却变成了对同龄人的责任感。这种新的归类方法我总觉得有点什么地方不对。打个比方，我们可不可以问：“射手座，怎么办？”再者，类似80后这样的概念，早先是媒体的话题生长点，如今，会不会变成学院新开辟的论文生长点？这是需要关心这个问题的人所警惕的。

李宏伟：据我所知，假如强行归纳，1970—1980年出生的这些人，各自有各自需要解决的问题。如果这些问题有共性，也更多指向普遍性问题，如如何把个人的命运与一个国家的运转和运势相结合。换句话说，如何找准个人在大时代中的定位，这是这些人普遍关注的问题。文学也不过是他们定位的方式之一。

路内：世俗角度来看，80后是中国素质很高的一代人，但是失败感也许正是体现在这里，我们很少会说失败的一代工农，但会说失败的一代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最先领受到失败感，也可能是压阵，在“喜大普奔”的语境里成为最后一个失败的人。无论如何，提出问题、讨论问题，是当下中国急需的。如果不同意，可以辩论，不要害怕辩论。在我个人来说，我似乎很难替一代70后来回答整体焦虑的问题，这代人的知识结构是有问题的，自我教育和社会经验占比很大，他们的青年时代恰好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20年，很容易形成土豪心理机制。你谈到创作，这可能又形成了一个反向的镜像，一代创作者在同代人面前是倒置的、犹疑的。我觉得不建立在财富机制上的个人主义，仅仅是精神上的讨论，会不会显得空洞？极端个人主义是有政治诉求的，我还是倾向于认为，这一代创作大体上是在个人主义之中找到了一个现实主义的框架，少有极端者出现。

问题4：如果说80后一代的创作有点“早衰”的意思，70后一代则是“晚熟”，一大批的写作者直到这几年才开始显山露水，你们觉得原因是什么呢？

冯唐：多数70后先去解决生计问题了，然后再来解决性灵问题。多数80后被“成名要趁早”忽悠了，太着急了。

徐则臣：70后的“晚熟”更多是在声名和社会影响力的意义上来定义的，从艺术的角度，我不认为他们就晚熟，因为期刊体制和自身等原因，他们不过是拉长了学徒期而已。磨刀不误砍柴工，他们创作力之强劲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没准儿会出乎我们的意料。

任晓雯：“文革”后一代的中国作家，是从废墟上立起来的，他们的出现，是从无到有的变化。他们作品的经典化过程，花费时间比后来者要少。60后一代，如毕飞宇、李洱等，是经过多年锤炼的前辈作家，在小说上有精湛的技艺与领悟。70后一代要想让别人看到，必须有足够的成熟度和风格。这需要时间，需要自我训练和生命体验。从某种意义而言，写小说是一项中年人事业。四五十岁开始显山露水也很正常。

阿乙：60后还没消化完。60后从实力、机遇和同代呼应上，都好过后辈，也超越前辈。60后还出批评家。整体而言，文学像淡水湖，在60后之后，萎缩了一圈。文学不景气是事实。最可怜的不是我们这些晚出的，而是那些因为绝望而离走的。国外似乎更糟。我听阿根廷作家说他们更难，有时是谋生的艰难。但是文学的荣耀是如此迷人，我想我们应该为此付出点什么，包括贫穷和寂寞，有时是健康上的霉运。

张楚：70后作家确实晚熟。他们由理想主义者变成现实主义者，用了很长时间。在这个漫长的阶段里，他们感知世界，被世界伤害，重新信任世界……步骤清晰，姿势模糊。在处理生活和写作的关系上他们是谨慎的、犹疑的甚至是不自信的。这浪费了他们很长时间。不过，可能正是这种没有意义的心虚，让他们的作品有种闪亮的真诚。

张定浩：写作本来就是漫长的事情。每一代人都会有几个少年天才，但大多数总是要靠时日慢慢养育。80后早衰的，只是被拔苗助长的那部分而已，80后还有很多好的作家一直在往上走。至于70后，所谓显山露水，其实山水一直就在那里，只是我们的眼睛是否注意到了罢了。

李宏伟：“早衰”或者“晚熟”起初都是因应出版方的商业包装与推销而言，但好在70后出生的这些人见识足够，在时间中的耐心也足够。因此，当他们呈现一种整体的攻城掠寨态势时，或许没有那么喧哗，但绝对卓有成效、步步为营，现在是中短篇，很快就会进入长篇。这些人并不着急，他们需要稳健地确定某种碾压式的姿势。

路内：毕飞宇老师曾经跟我说过，作家不是十年一代，而是五年甚或三年一代，在十年里可能会出现两到三次波潮。我非常认同这个看法，因此将其认为是一个常规，而不是70后的特例。究其原因，大概就在20岁到35岁之间的十五年，人的变化会非常大，观念和经验，时代环境，技术变化，有各种因素。我觉得我之所以能写长篇，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有了电脑，但这事儿说出来没有一点文学意义。有一次和周嘉宁聊，她竟然不承认自己二十岁时写的小说，她认为自己是一个从二十八九岁才开始的作家，非常有意思。今年是2015年，如果参照毕飞宇老师的观点，我想80后的写作者也会有一批新的将出现吧。

问题5： 在文学观念上，有评论家认为70后这一代是“传统文学的最后一代传人”，这种说法其实有着双重含义。一方面是传承的延续，另一方面是不是说这一代人太“乖”了？在文学观念上没有新的贡献？你们是如何看待上一辈的创作的？

冯唐：传统文学是个伪概念。文学就是研究其他学科不容易研究的那部分人性的学问，只存在内容和形式有否创新的问题，不存在传统和不传统的问题。

徐泽臣：“传统文学的最后一代传人”我更倾向于理解为，是这一代作家对一种纯正的文学观念的坚守。从形式上看，70后似乎先锋的迹象不是很明显，但从内容上，从作品中呈现出的个体与世界的关系上看，他们其实跟前辈作家还是有相当的差异的。也许这不是一个“形式”上大有可为的文学时代，他们的关注重心在文学的内里。我的感觉是，70后的一部分先觉者正在沉默地探索与前辈作家不同的文学路径，他们清楚“弑父”之类的口号和姿态意义不大，此类的形式主义也没什么必要。

任晓雯：什么叫传统文学呢，是指《红楼梦》吗?80年代以降，中国作家在文学观念上整体确实没有新贡献，主要的工作是学习，是短时间内追着赶着走完西方文学几十年的路。

但这也没什么。在全民谈“创新”的年代，我看到“创新”发怵。我更喜爱“学习”这个词。人类总体是无知的，学习是一个恒久状态。而学习本身，就能带来“新”。这种新不是指文学史上的前无古人。太阳底下无新事。再伟大的作家身上，都有学习和传承的痕迹，没有人是凭空出世的“新”。

我所理解的“新”，是中国作家个体意义上的。是生命的更新，价值观的改变，以及因此呈现出来的文本的现代性。而这种现代性，恰恰体现在与《红楼梦》这样的文学传统的疏离上面。

阿乙：上一辈是银河战舰、皇马。莫言、余华、苏童、格非、韩东、毕飞宇、朱文、北村、马原、孙甘露、残雪、李洱、邱华栋、吕新、吴玄，等等等等，拿得出手的太多。应该说最惨的是身为60后实力很强然而又没有及时出来的人。我在作文青时，对两个人最难忘怀，一是贾樟柯，一是余华。这一代太过璀璨，包括以评论见长的李敬泽，其实也写出了杰出的短篇小说。70后暂时还没出现集体性的井喷。

张楚：“传统文学的最后一代传人”，这种说法我赞同。80后、90后的写作者和我们这代人对文学的认识确实不一样了。他们视野更开阔，文本也更丰富。另外，我觉得“乖”与“不乖”其实无所谓，文学还是有一个恒定的审美标准的，现在这个标准可能在发生细微调整，但基本上还是写复杂斑驳的人性。关于上一辈的写作，我个人充满了敬意。我希望自己写出他们那种气质的小说。

张定浩：我不知道这个传统文学指的是什么，肯定不是古典文学的传统，那么是五四的传统还是延安文艺座谈会的传统？70后这一代（姑且这么用代际的方式表述吧），是过渡也好，转折期也好，都自认会指向某种双重性，那么对文学，这种双重性可能反倒会成为很好的滋养和动力。就像“乖”这个词，就有乖张和乖顺两个截然相反的意思。我尽量不去按照年龄去看待创作，而是按照文本自身的活力。比如说黄永玉的《无愁河的浪荡汉子》，你说这是属于哪一辈子的创作？文学不是花开花谢和浪奔浪流的事，而是历久弥新。

李宏伟：不，不是太乖了，是我们深切地知道之前的那些写作者过于叶公好龙了。他们从外面的文学世界沿袭了种种手法，却无能为中国过去一百来年的历史进行整体化文学化的清点，这个任务只能留给我们和更年轻的写作者了。在此之前，汉语写作尤其是小说写作，有一大批出色的足够对后来写作者构成压力的作家，如刘震云、阎连科、贾平凹、莫言、阿来、余华等等，但是确实没有一个人能够对后续写作者构成碾压式的阴影式的笼罩性压力，这当然是后来的汉语写作者的幸运，也是我们的不幸。

路内：中国现当代的文学充满了吵闹、反叛、纠结，一百年里中国贡献出了一份长长的非正常死亡的文学家名单。文学观念上也不全然保守，有很激进很革命的一面，只是在对接世界范围内的当代文学观念时产生了障碍，而且似乎是文化上的结构性问题。那么，这里所说两个方面其实是矛盾的，如果真的传承延续，就不会显得很乖啊。我承认，确实对文学观念的贡献甚微。但是要看到，中国自身原创的文学观念很少，从白话文运动以来就深受欧美、苏俄的影响，文学观念也不是搬来就能用的，它和现实写作得要有一个对接过程，是考验作家的过程。一旦对接，又会形成一个大体上独立运转的话语系统，从这个意义上说，贡献和反叛有可能是同一件事。比如中国当代的诗歌，是拿得出手的，因为反叛机制和传承机制同时在起效。我有时候看看当代文学史，上一代作家，也是备受考验，有一些相对比较先进的理念，至今还在他们手里，但是反过来说，让他们颠覆自己，这又是困难的事。

问题6：最近，70后一批作家作品开始集体涌现，但是也有评论家指出与前辈作家相比至今没有看到一部足以让人惊艳的经典之作。你们觉得是评价机制出了问题，还是写作本身的问题。你们觉得同代人中已经出现这样的经典之作了吗？

冯唐：70后作家大致都40岁左右了，我很多的文学英雄在这个岁数都挂了或者快挂了。70后作家的代表作应该都已经写出来了，剩下的就是70后作家能否继续产生金线以上的作品、是否能衰年变法有更大的突破。至于这些代表作是否能成为经典，需要时间的发现和考验。我坚信有些代表作必然成为经典。

徐则臣：一部作品的经典化需要足够的时间，阐释和丰富是个缓慢的过程。尤其是一部年轻人的作品，我们习惯性地对其保持着想当然的、年龄上的傲慢，缺少必要和真诚的解读，更不要说果断地为其加冕的胆识和气度。但事实上，文学史屡次为我们证明，每一代人在这个年龄段都会不同程度地产生经典，菲茨杰拉德、福克纳、加缪、君特·格拉斯、加西亚·马尔克斯，等等大师，在这个年龄都已经写出了他们最重要的作品。我们的50后、60后很多作家也如此。在他们三四十岁时，作品不但也没能及时享受经典的荣耀，还和70后一样，遭受同等的轻视和批驳，被认为辜负了有识之士的厚望。但假以时日，还是这批有识之士，突然一转身，发现新大陆一般，对同一部作品高调地献上了礼赞，好像当年连篇累牍的挑剔和质疑都不曾有过。当他们在迫切地追认上一代作家为经典的同时，也正自信地开启对新一代作家的质疑和否定。历史就这么轮回。至于同代人中是否已有经典之作，如果我说有，是否会被认为是急功近利或者头脑出了问题？

任晓雯：是不是经典，作家说了不算，评论家说了未必算，唯独时间说了肯定算。只有一件事情，我现在就能确定：若真出现了经典之作，那么这部作品上面，必然没有70后、80后之类的标签。

阿乙：我看到有同辈推出了接近经典之作，但尚未获取足够的承认。需要更多的耐心。不仅70后，所有年龄段都未在最近拿出足够经典的作品。或者说，即使他们拿出按过去标准说是经典的作品，也难以抵挡新时代下评价系统变化所带来的摧毁。

张楚：可能和这个时代有关系吧。读纯文学的少了，大家在不知不觉中实践着“娱乐至死”的精神，网络游戏、电视剧、电影、没有下限的娱乐节目成为时代的文化标签。不过，70后这代作家是有耐心的一代作家，不管以后他们写出多么伟大的作品，我也不会吃惊。

张定浩：弗朗西斯·培根有言，真相是时间的女儿，而非权力的女儿。经典，也是如此吧，它是文学最终在时间中呈现的某种真相，而非几个批评家的保证。每一代作品都是如此。太急于指认或自认经典，都是没有意义的事情。

李宏伟：至少就我的阅读范围而言，阿乙、李浩、弋舟、陈集益等人的中短篇写作已经呈现出非常旺盛的生命力，其作品至少不亚于前辈的写作者，繁荣而强盛。从形态多样化、旨趣鲜明化来说，他们有着足堪与前辈抗衡的经典雏形；至于长篇，我们不着急，可以先进行充分的准备。

路内：大体上比前辈作家要差一点，不一定是评价机制的问题。前辈作家的经典作品，或者还有一些被遮蔽的好作品，大家也都读到了，这些作品也不全然依赖评价机制。我不知道该怎么解释这个现象，过多地做比较也不大好。

问题7：有评论家认为，文学确实也是存在历史机遇的，个人创作通常和一个文学浪潮相互成就，70后这批作者还会有这样的历史机遇吗？能从“中间代”成长为“中坚代”吗？

冯唐：对于一个作家，存在造化弄人：天生敏感、天生善写、天生肿胀。对于文学，不存在文学浪潮决定一个作家的成就。好的作家，和其他作家关系不大，一个人、一部作品就可以是个浪潮，比如：司马迁的《史记》、李渔的《肉蒲团》、纳博科夫的《洛丽塔》、塞林格的《麦田守望者》。

徐则臣：当我们众口一词在对70后怒其不争时，已经证明了他们正面临着绝佳的历史机遇。那么，不要轻易地怀疑任何一代人，尤其是一群沉默着前行的人。一切皆有可能。

任晓雯：我不关心浪潮、历史机遇、什么什么代。成就与埋没，不是作家自己能掌控的。能掌控的只有：不停歇地阅读、沉思、写作。文本之外的问题，留给评论家去讨论吧。

阿乙：受60后精英的挤压仍然存在。但以后终会有70后的大家，除开受访的这些如路内、徐则臣等等，70后里比较隐蔽然而有大家气象的还有小白、朱岳，以及在散文一块的李娟、诗歌一块的徐芜城。70后、80后似乎还要再梳理一遍，虽然从事纯文学的这么少。

张楚：我觉得，这样的历史机遇还有，但是很少了。

张定浩：很多人想做弄潮儿，但我希望能够做那海水，成为海洋的一分子，并随它流转。

李宏伟：时间稍微拉得开一点，我们就会看到，所谓50后、60后、70后、80后，再到90后，这五六十年内的写作者，其实在一个时代里面，他们的历史机遇并无太大差别。唐朝近三百年，唐代的诗人最多也就分为初唐、盛唐、晚唐而已，因此，没有必要把短时间作家们的出生年代差扩大化，大家面临一样的困境与机遇，有些人的写作已经停止，有些人的写作才刚刚开始，就让作品说话吧。用加缪在《卡利古拉》里面的话说，大家历史上见吧。当然，首要的是，争取能在历史上见得着。

路内：20世纪80年代的作家有历史机遇的，这一点是肯定的。好像是巴菲特那句话，浪潮退去之后如何如何。这话用在文学上当然很势利，因为一个作家的一生，只要完成一部经典作品就够了，管我此后裸不裸呢。但是裸不裸仍然重要。这构成了文学史的两种轨迹，以作品而论的，以作家而论的。我觉得70后的作家还是不要去指望历史机遇了，应该不会有了，即使有的话这个机遇也是给90后或者00后的。不可能像先知一样预设一个文学浪潮，预设自己在此中的地位，也许当这个浪潮来时，自己恰恰是被推翻的那一个呢？保持自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