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逝但并不遥远的六合巷

原标题：消逝但并不遥远的六合巷

我曾在报恩寺街居住了几十年。在这条街道路北，曾有一条名为六合巷的小巷子。巷内道路不通其他地方，俗称“死巷子”。如今六合巷已经消逝，现在的人已经很难找到这条巷子的踪迹。

山西籍商人在此巷修建六所院落

六合巷整条街道，呈“T”字形，有门牌号的院子十五六个。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冰窖巷低洼改造前，六合巷南北方向约八十米，东西方向不到九十米。六合巷的房屋修建整齐，都是独立的院落。

从六合巷口由南往北行，两边原先都是围墙，约五十米后才分道路。下了一个约五十公分高的缓坡，继续向北是一条只有三四米宽的路面。路西是陕西省财政厅的东围墙，墙高约三米；路东有六个不大的院子，坐东向西，院子都不深，十几米，为一进深院落。解放后这些院子的房产，有些归了房管部门。但这六个院子的主人及住户，可以说是创建六合巷最早的居民。

从分道路口向东，街道路面有七八米宽，左右都有院落。靠南边的有六七个院子，街道两旁都是老房院落，一般都是三间宽，两进深，临街的当中一间缩进去半间做大门道，这样不仅看起来庄严，而且便于路人在屋檐下避雨；靠北边的只有三个院门，但实际有四个院落。除过西边第一个院子门前有一个高约一米八的拴马石的院子外，还有原省地质局家属院，住着五六十户人家，其中不少是我小学同学，至今仍有往来。

在上个世纪初，六合巷是不存在的。当时包括现在的报恩寺街小学及六合巷这一带，是清代西安总兵所辖绿营兵操练和检阅的场所。当时地处府城西北万寿宫东侧有“抚标校场”，这两处校场分处城南、城北，所以分别被称为南、北校场。清朝结束后到民国三十年，南校场成了一块空地。随后，在原南校场的中部，开辟了一条南北走向的窄巷，山西来西安做生意的几位富商，在此巷内北头路东修建了六所住房院落，所以取名“六合巷”。据有关人士文章透露，解放前，西安的《秦风日报》《工商日报联合版》的社址就在六合巷最北的一所院子内。

当年，六合巷口的东边有一化工厂，大门

开在巷口的东边，这是在“文革”期间，由当时的街道办事处与六合巷坐南朝北的三个院子的房东协商，利用这三个院子的后院空地经整合创建的。才开始是用几口大锅生产化工产品，以后又改为生产洗发膏之类的日用品，并盖起了生产车间和库房十几间。生产工人最多时有四五十人，都是原先没有工作的家庭妇女。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叶，这个厂被某省级单位征用，结束了十多年的艰难发展的经历。

日前，笔者特意实地去了趟当年的六合巷所在地，发现昔日的地址，仅有一条“L”路存在，四周都已是七层的居民楼和小区，这里的人家都是后来搬迁来的，几乎没有一个认识的熟人。

记忆中六合巷的凡人故事

六合巷有一闫姓人家，与笔者是亲戚关系。我称其主人为二爷爷，是我母亲的姑夫，祖籍山西祁县人，解放前曾是著名的祁县乔家商号“大德通”陕西商号的大掌柜。据父母一代讲，当时的办公地点，就在五味什字路口南边、现西安市六中的对面偏东方向，门第高大，门前有高五十多公分的台阶，门框前有一对直径五十公分的抱鼓石门墩。因为我的外婆经常隔三差五去闫家走动，往往还带着我们，因此非常熟悉。记得小的时候，我到闫家，钻在用彩色石板镶嵌成桌面的八仙桌下，

使劲往上顶，也许是桌子太重，也许是力气太小，边框为黑色的八仙桌纹丝不动。上世纪五十年代，国家对私人企业、私营工商业、手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大德通”陕西商号被政府接管。但政府对这些企业的负责人给予出路，有的人担任了公私合营的经理，也有的因年纪大离开企业。闫大掌柜据说享有股份，每月还有一定金额的补贴费用，维持生计，直到“文革”期间停止发放。二爷爷的子女一直生活在北京，只有长孙随他老两口在西安。今天算起来，长孙年纪也有七十岁左右，当是儿孙满堂的幸福一家人。

当年和闫家住一个院子的还有姓乔的一家人。乔家的女主人是闫家的女儿。乔家有子女五个，个个成才，都有一份不错的工作。有搞乐器演奏的，有搞工艺美术的，有搞地质测绘的，现在都到了含饴弄孙的年龄。最小的儿子（论年龄我称其为表兄）曾参军入伍，后到某文管单位搞保卫。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当时的化觉巷清真寺只对涉外团体及回民开放，这表兄弄来一纸市文管单位介绍信，请一拨外地人成群结队前往参观。前几年电视剧《乔家大院》热播，这表兄常言自己与乔致庸是亲戚；有时还翻出家谱，以示正宗。曾记得笔者八十年代去太原晋祠拍了数张照片，其中有晋祠石刻碑文。表兄言道：在那里应该有其先人书写的碑石。随后，他在我的照片中反复地看了几遍，将一张不记得具体是什么内容的照片存留。

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其叔父陪我和我外婆乘火车回山西祁县老家。当时火车上条件很差，就连火车上的设施也损坏严重，我们坐的车厢的厕所门竟然有一个狗头大的洞，里面情况一览无余。那时正是“文革”期间，乘车的人虽有怨言但都不说，唯有乔家叔父十分生气地用山西话告诉列车员：门上有槐窟子（窟窿）。列车员理都没理，转身离去。这件事，我之所以记得如此清楚，主要原因是他那一口的山西话，至今我还会熟练地讲出来。因为我从小生长在西安，山西话能听得懂，但不会说。唯一能讲的就这一句话。

在六合巷有一位姚姓小学同学，据说是山西人氏。当年去她家学习，记得她家有一面三开门的大立柜，中间是一面玻璃镜子，铮光明亮，仔细端详，镜子边是有倒边的，显然是玻璃砖，而非普通玻璃板。在上世纪的六十年代，一般家庭是不可能拥有的。当我们吃不饱肚子时，也经常议论谁家有床头，谁家有写字台，哪个院子有自行车，这都是当时很

沉重的话题。那院子还有个姓宋的女孩，嗓门儿特别高，是学校文艺队的台柱子，不仅嗓音好，而且一口气能唱八九拍而不换气。我等同学以后上山下乡去了外地，就再没见过她。听说她后到某银行工作，根据年龄推算，想必早几年前已经退休了。

姚姓同学的邻居，是报恩寺街小学的一位教师，姓吴，专教珠算课的，“文革”时被当成牛鬼蛇神受到批判、冲击。以后平反，继续教书育人。当时他给我们带课非常认真，不管你愿学不愿学，都“三下五去二”、“八下二进一”教你珠算口诀，并实际操作演示。对不听他课，并上课说话影响别人的学生，吴老师也是常常面带笑容，拿个小本本，走到你跟前，扶一扶老花镜，操着一口关中秦腔：你叫什么名字？我记下来给你班主任讲，你上课捣乱。每每如此，就会引起其他同学一阵哄堂大笑。

六合巷还曾经住过一位姓侯的小学校长。他个子不过一米六，显得特别瘦小。他衣着整洁，戴一副玳瑁色的眼镜，走起路来，挺胸抬头、目不斜视。有学生见到他后，礼节性地打招呼，侯校长十分矜持地点一点头，算是回应了你。侯校长闲暇时也经常提个篮子去街口菜场买菜，很少与人交谈、交往。那是七十年代后期了。

当时省地质局的家属院也在六合巷东头，有三个大院子，住户几十家。很有知名度的是出了个省篮球队的女队员，姓史，七一级学生，是我小学同班同学的姐姐，这在西南城角地区一带是空前的。虽然那时也有女孩打篮球，但个子和人家比那差得多了。史家父母个子都比较高，特别是其母亲一米七五左右，胖胖的，却是南方人。打篮球的是老大，过了几年之后听说退役到西郊电工城某大型企业当工人，经常代表企业参加省市有关单位组织的表演比赛。当时，西安市体育场及环城西路、边家村、胡家庙等工人俱乐部几乎每周都有篮球比赛，另外还有单位之间相互邀请的比赛，经常能看到她的身影。

省地质局的家属院还有一个高姓人家，因为这家小伙儿会演奏乐器，尤其是笛子吹奏得特别好，被部队看上。适时，他才上初中，就参了军，当了部队文化工作者。多年后，这位姓高的师傅曾自豪地讲：我的工龄已经四十多年了，原因就是他十二三岁就参军入伍。令我们这些响应政府号召从上山下乡到农村才算工龄的一拨人，十分地羡慕。

今天，六合巷已经成为历史，但是，有着些许人文故事的六合巷仍会在一代人或两代人心中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