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姐的微笑

原标题：空姐的微笑

【拒绝流行】

曹 林[时事评论员]

空姐的微笑

坐某公司的航班出差，空姐发午餐，给我发餐盒时我有点儿不高兴，因为空姐好像很冷漠，一点笑容都没有——印象中，该航服务态度不是很好的吗？空姐不应该笑对乘客吗？接下来的观察让我更加不满，旁边坐着一个歪果仁，那空姐给这歪果仁发餐盒的时候满脸微笑。我心中立刻非常鄙视地吐槽了一句：这也太崇洋媚外了！

不过后来愤慨很快变成了惭愧，因为当我转头看那歪果仁时，他也是满脸微笑与空姐交流。微笑是相互感染的，很多时候我们自己板着脸，却责怪别人的脸上为什么没有笑容。前段时间去巴黎访学，巴黎街头给我留下的一个深刻印象是，“路人”都是微笑的，路上遇到陌生人，迎面走来时多会友好地微笑。平常再“冷漠”的人，面对一个友好的笑脸，可能也都会情不自禁地露出笑脸。

“路人”在我们的语境中常常是一个冷漠的形象，习惯的搭配是“冷漠的路人”，这种冷漠不是哪个人的错，而是互相传染的。

我们习惯把责任和问题推给别人，然后把自己当成无辜的受害者。习惯把别人当成导致问题的原因，而忽略了一个关键因素，自己其实也是问题的一部分。黄色标题党泛滥，媒体说是为了迎合读者，读者说是被媒体误导，问题在谁呢？显然不是单向的，而是媒体的恶趣味与读者恶趣味的互相传染和强化。

【别处生活】

胡泳[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镜与灯

美国康奈尔大学英语系M.H.艾布拉姆斯（M. H. Abrams）教授今年4月辞世，其作于1953年的《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The Mirror and the Lamp）以两个令人印象深刻的隐喻，对比古典的模仿再现与浪漫主义的创造，从而在文学批评史上树立了不朽的地位。

这里的镜，意指文学以某种模拟的方式像镜子一样反映真实世界；这里的灯，指作者的内在灵魂发出的光芒可以照亮世界。艾布拉姆斯强调浪漫主义在感性上构成一个转折点，浪漫主义者开始以新的方式思考诗歌，调用植物、喷泉和水流的比喻来形容创造过程。

为什么这个转折是重要的？因为它把文学批评的焦点由读者转向了艺术家。文学不再被理解为对宇宙的普遍反映，而毋宁是对人性的个性表达。这种对主体性的强调，摧毁了旧时的理想化反思的被动性。

在文学艺术史上，镜子永远比灯多。然而，是灯真正撑起这部历史。一个诗人，一个艺术家，或者一个哲学家，只从自己的内心和决心出发，对时风视而不见，照亮的却是整个自然。这样的艺术家是冒险者，逆流而上，独排众议，捍卫个人观念到不顾忌政治正确性的程度，时温与己无关，流俗是其敌人。

在当今这个充斥意识形态的时代，遇到“灯”是一种侥幸。加缪在1948年说：“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人被平庸而凶猛的意识形态推来推去，已经习惯了对一切都怀有羞惭之心。”你立刻能感到这里是一个独立的心灵在表达自己，一种自由而自豪的精神在发言，那是一盏燃烧的灯，而不是一面温柔的镜子。

【横眉热对】

杨小彦[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教授]

郭沫若的字拍出千万元天价

刚刚过去的广东崇正拍卖已故前副总理谷牧“九腾书屋”收藏作品，创下广东二十年来拍卖的最高纪录，给已经疲惫不堪的广东艺术市场打了一针优质鸡血，称赞声充盈于耳。笔者也到现场，目睹激动人心的举牌时刻，尤其是郭沫若“建设”二字书法，居然由原定250万到300万元，最后拍到了1400万元，加上手续费，高达1700万元。真是令人咋舌，让现场不少人大跌眼镜。

业界对此热情，自有其道理：一、当年高官收藏，都是真东西，赝品较少；二、当年中国艺术市场尚未充分发育，画价不高，画家送的自是好东西，很少粗糙之作；三、收藏者热爱艺术，品味自高，所收者，是上品中的上品。如此一来，作品受到大家追捧，实在正常。

有意思的是，中国内地的艺术市场一直在讨论，为什么我们没有藏家，只有炒家。上述拍卖又一次证明，真正的藏家还是有的，但那只属于权力收藏。其实，有炒家也不是不好，也应该算是一种收藏，一种通过拍卖进行交换而获得升值的收藏。只是，在这里，拍卖其实是一种资本运作，掀翻了收藏的本意，让收藏变成资本游戏的另类方式。这样的收藏，颠来倒去，还能叫收藏吗？

其实，历来收藏都和权力有关。西方艺术史上有保护人与赞助者的时期，十五世纪著名的米开朗哲罗和达·芬奇，今天看是伟大艺术家，那个年代他们只不过是美第奇家族的保护对象，其作品也大多为这个显赫家族而创作而收藏。

历来大抵如此。

【含英咀华】

黄维樑[香港学者、作家]

金庸：运财侠士

金庸先生开始写武侠小说在60年前，今年有一些团体为此庆祝60大“寿”。金庸影响深远，其粉丝纷纷满布天下的汉语社区。我想起1970年代初留学美国时与此有关的旧事。

就读的俄亥俄州立大学，图书馆中文藏书丰富。架上的煌煌《金刚经》等佛教经典，整齐肃穆；有“调素琴，阅金经”句子的《陋室铭》等古典文学书刊，也是岸然整然。唯独一堆金庸作品，不成威势，甚至有点散兵游勇的样子。

与东亚语文部的主管交谈，才知道金庸小说借阅的人多，书籍疲于应战，而显得军容不振。俄大图书馆在美国的大学图书馆中，最早实施计算机化，借阅数据易得。主管说，金庸的武侠小说，经常为人借阅；借阅量不但高踞中文书籍之冠，在馆里所有图书中，也名列前茅。我这才理解，此“金”经不同彼“金经”。这“金”经有实质的金钱效益：学校对东亚语文部的购书拨款多寡，有书刊使用率高低的考虑；“金”经里的侠客拉高了东亚语文部书刊的使用率，成为运财侠士。

当年俄大的华人师生，大概有二三千人，加上若干华人师生的家眷，这些颇为高级的读者，在《书剑恩仇录》、《射鵰英雄传》、《笑傲江湖》、《鹿鼎记》里得到阅读的乐趣、得到历史文化知识、得到感情的共鸣、得到人生智慧、得到清通流畅的中文，成为留美生活的宝贵收获。

粉丝向来众多，金庸作品定会长寿。

【如是我闻】

陈玉慧[旅欧台湾作家]

我的表演课

廿二岁那年春天，站在巴黎街头，看着一群唐氏病症演员表演哑剧，这就是我当时下定决心学表演的主因。

我进了沙许马旦学院以及全球闻名的贾克乐寇(Jacques Lecoq)学院，我和贾克乐寇本人学到许多至为宝贵的表演真理，我觉得其实是人生真理。

我生平第一堂表演课必须表演等待。我坐在舞台的阶梯上，就真的在等待，我不知等了多久，然后我对空空的房间很生气地喊了一声“可恶”，就开门走了。老师说我演得非常好，我得意了许久。

我的第一个正式的角色是在校外演出，是户外的戏剧形式，大冬天又下雪，我穿得少又薄，必须向从车站下车一路走来的观众搭讪和拉客，我不是唯一的妓女，我们共有十来个人，但只有我是东方面孔。

仅仅是妓女，也人人演得不同。我学到的便是，西方演员动作比较大，而我自己只有面部表情，动作根本没放开。我也想过，也许，东方人比较含蓄？后来我才知道，含蓄是一回事，但表演含蓄是另一件事。

我在表演学院的学习过程是一生中最难忘的时光之一，我战战兢兢地上课，为什么？因为我是害羞之人，表演根本不合适我，但因为我坚持学习表演，我才知道，自己永远不会做一名演员。

我在台湾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大学教授表演课，那一两年我都在教学生学习模仿及时间的掌控(Timing)。我常告诫学生，你必须先相信自己，别人才可能相信你。我也说，表演是一种非常抽象的艺术，人人都在表演，但真正的表演则太少了。

【所见略异】

李建军[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

一本极端的小说

最近，因为要写《苦难与自由：重估俄苏文学》一书，我重读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这是一本极端性质的小说，会让人产生严重的道德自卑感。

小说中的洛普霍夫为了成全妻子与朋友基尔萨诺夫的爱情，先是制造自杀假象，然后远走他乡。你看，这哪是一般人能做到的事情？拉赫梅托夫的“独特的原则”就更极端：他滴酒不沾，不接触女人。为了磨炼自己的意志，他甚至采取比斯巴达式的训练更残酷的方式来折磨自己。有一天，他的房东大娘安东诺夫娜惊讶地发现，拉赫梅托夫身上沾满了血，床上的毡条和床下都有血：“原来毡条上扎着几百枚小钉，钉帽在下，尖端朝上，从毡条中露出将近半俄寸长，拉赫梅托夫夜里就睡在这些小钉上。”然而，作者却将这些“新人”看做是俄罗斯的拯救者，将他们比作“茶里的茶碱，醇酒的芳香”，说他们“是原动力的原动力，是世上的盐中之盐”。

很多年来，一想到拉赫梅托夫的“独特原则”和“血床”，我就很绝望，对自己就很不满：唉，要做这样的“盐中之盐”，实在太难了呀！

现在，我想明白了。拉赫梅托夫这等人，作为文学形象来看，是理念化的，作为实践者来看，是鲁莽的。因而，将他们视为作者的浪漫主义想象的产物，就OK了。

【不知不觉】

钟红明[上海《收获》杂志副主编]

那些未曾面世的

上海为几家杂志编写大事记，同事搬出《收获》合订本开始梳理，1957年7月24日创刊号，三百多页，钱君匋先生设计，可翻到第三期版权页，编委就有变动，原来谁谁当了右派，消失了。

细节会留下时代的印痕和证明。

读到《百年靳以》中靳以先生的女儿章洁思一段文字，说到她家书架上摆放着靳以主编的15期16本《收获》，因为1959年的第2期《收获》有两个版本，前一个版本没有公开出版：“这一期只装了十二本，后即将郭老《蔡文姬》抽出改刊老舍同志的《全家福》。靳以1959.5.6”——这本《收获》连杂志社也无存。

当时郭沫若的《蔡文姬》已经排定印刷，忽然却接到郭沫若办公室打来的长途电话，说还要修改。于是只能匆忙把老舍先生的《全家福》填补上去。当时《收获》属于中国作协，在上海编辑、铅字排版打纸型，然后送去北京印刷。这一下，几位编辑和靳以忙得彻夜不眠。

这么大的动静，郭沫若非改不可的是什么？很想知道。

还有1966年第3期《收获》也未曾面世，杂志社有目录，有封面照片，但这一期并没有出现在市场上，因为，“文革”开始了，《收获》陷入第二次停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