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晓云 从记者到画家的跨界之旅

原标题：孟晓云 从记者到画家的跨界之旅

孟晓云，人民日报高级记者,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著名报告文学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

◎本报记者 杨洋

这几天，孟晓云很忙。她的台历上用不同颜色的笔记录着将要布置和完成的任务。她要在10月24日《梦的颜色——孟晓云油画作品展》开展前完成6个展柜的布展工作。展品从早期的新闻采访手稿、报告文学获奖作品、出版著作到架上油画作品，涵盖了她从记者到报告文学作家，再到画家的三种身份，三种表达方式。

她说：“退休之前一直被两种身份牵扯着,人民日报记者、报告文学作家。这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双重身份，两种生涯。作家当好了，做记者必然有独特视角和细腻观察；记者出了彩，自然会令你的文学作品更具深刻性和影响力。”

2008年，孟晓云又多了一重身份——油画创作者。“由此形成了新的思想方法,获得一种新鲜的视角,也就是像艺术家一样看待事物,审视生命,欣赏生命,从而在绘画的过程中体验和丰富着自己的人生。”孟晓云说。记者和报告文学作家的身份让孟晓云的绘画作品常常聚焦于贴近生活、贴近民生的题材。

关注人，是孟晓云跨界之旅中不变的主题。

20世纪80年代，报告文学《胡杨泪》让她全国知名

1984年9月，时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李锐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请读〈胡杨泪〉——有关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和组织人事制度改革问题》的文章。《胡杨泪》正是孟晓云所写。在新疆，她与中年知识分子钱宗仁长谈了四个下午、四个夜晚，了解了他二十年间自学的坎坷经历。“我不停歇地记啊，记啊，他的一句句话，仿佛是胡杨树上流出的一滴滴泪珠。”孟晓云在采访手记中写道。

孟晓云在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边缘，见到了胡杨树。只有一棵，孤零零地立在塔里木河滩上。其貌不扬，却有着很强的生命力，能在夏季酷热、冬季严寒、年降水量只有十几毫米的恶劣自然条件下生长。维吾尔族农民说，胡杨三千年，长着不死一千年，死后不倒一千年，倒地不烂一千年。当地人称胡杨是“会流泪的树”。生活的环境越干旱，它体内贮存的水分也越多。如果有什么东西划破了树皮，体内的水分会从“伤口”渗出，看上去就像伤心流泪一样。看着它，孟晓云想到的就是钱宗仁。

钱宗仁勤奋好学，却因为家庭成分问题几次与大学失之交臂。大学和研究生恢复招考后，又因为超过年龄而无法被录取。为了人尽其才，当地干部把钱宗仁由工人转为干部，找一个愿意接受他去教书的学校，几乎花了二十个月的时间。

孟晓云的文章在《文汇月刊》发表后，引起了重视。时任中组部副部长李锐在《人民日报》上的文章更是让《胡杨泪》和作者孟晓云被人们所熟知。全党县以上干部，特别是组织人事部门的干部，几乎都看过这篇文章。

孟晓云做记者，也并非一帆风顺。1965年师大女附中高中毕业后，曾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随后的动荡年代，孟晓云被分配，成为一名人民教师。为了能成为记者，她主动要求到华北油田做记者。华北油田环境艰苦，几乎是没有树、没有草的不毛之地。孟晓云住在帐篷里，饮用水需要用扁担到很远的地方去挑。“为了能当记者，再艰苦也要去。”孟晓云回忆起往昔说。

32岁，孟晓云考取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的研究生，直到35岁毕业后才到人民日报工作。

因为觉得时间被耽误了，孟晓云工作后更加地勤奋努力。她所写的新闻作品《大户心态篇》、《半个世纪后的聚会》曾获全国好新闻一等奖。

1980年开始，孟晓云开始从事报告文学创作。《还是那双眼睛》、《胡杨泪》、《多思的年华》分别获得全国第二、三、四届优秀报告文学奖。其中《胡杨泪》在全国引起轰动，获首届徐迟报告文学奖及建国60周年优秀报告文学奖。

已出版的著作有《胡杨泪》、《你生命中那时光》、《印象与独白》、《中学生三部曲》、《走出混沌》、《青春期的躁动》、《非隐私访谈录》、《孟晓云自选集》、《你的青春晒给谁》等十多部。

“这是我的性格特点，能坚持，特别执著。”孟晓云说。

从文学到绘画，不变的“少年视角”

晋代大画家顾恺之云：“凡画，人最难，次山水，次狗马；台榭一定器尔，难成而易好，不带迁想妙得也。”孟晓云绘画选择画人物。曾经有人劝她画些静物和风景，她说，“就像我写作时喜欢写人一样，我不会为他人改变初衷的。”

20世纪80年代，孟晓云写了大量的中学生题材的报告文学，其中《多思的年华》获全国报告文学奖，在中学生中广为流传，这些作品被称为“少年视角”。

“80年代为了采写中学生，我整整度过了三个苦夏。我与笔下的中学生也是平等的，朋友式的，以至于与他们一谈就是七八个小时，包括早恋、与老师的冲突等等。”孟晓云记得当时中学生对她无所不谈，一位中学女生向她倾诉7个小时后，意犹未尽：“你愿听我讲，我真高兴，从来没人愿听我们的。”

中学生的信件向雪片般飞来，都是向孟晓云倾诉的。作家、编辑家田珍颖写道：“《多思的年华》中，晓云正是从少男少女们活泼又躁动、冲动而顽强、新奇却又充满困惑中，去发现他们年轻而充满生命力的内质。甚至在他们那咄咄逼人、目空一切中，发现他们令人欣赏的积极向上的创造力。在这里，‘发现’成为作家的一个难得的能力。”田珍颖称她是“黎明风景的记录者”。

孟晓云在写完《中学生三部曲》报告文学集之后，写了《青春期的躁动》、《走出混沌》，最后结集出版了《你的青春晒给谁》。

“率真”、“像个孩子”、“单纯”，朋友们这样评价孟晓云。她不自觉地也将这种“少年视角”引入了油画创作。

一位年轻的美术评论家看过孟晓云的画作后，写了一篇评论《小孩主义》，认为孟晓云对少年儿童用的是少有的平视的视角。他在评论中写道：“孟晓云的画中常常没有母亲的形象，她仿佛在以一个普通的母亲身份，呼吁着所有人和她一起，‘蹲下来’，平视着孩子。这种极具平等意义的平视，在表现儿童的作品中是极为少见的，可能是出自她作为一位报告文学作家的独特视角。”

记者生涯对孟晓云绘画创作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她在“地震儿童档案采访手记”中写道：“30年的新闻生涯，决定我在画作的选材上具有独特的新闻视角。真实性将令绘画魅力永存。记录历史才有存留价值，新闻如是，报告文学如是，油画创作也应如是。”

2011年的某一天，她忽然有了创作冲动，创作了《白血病女孩的芭蕾》。油画素材早有了，一个女孩戴着大口罩在病床上舞蹈。她依然快活，依然臭美，甚至墙上有她憧憬的红太阳，因为她不知晓她的病的前景，也没有想到她可能面临的死亡。“我相信这种欢乐和病痛的对比会产生一种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孟晓云说。

有位美术评论家曾对她的绘画做过这样的议论：“孟晓云很善于运用平面的、极具绘画性的笔触，寥寥几笔勾画出典型细节。这种叙事的敏锐让人想到了她的另外两个身份——作家与记者，而这种充满生趣的视觉风格似乎又正与儿童的天真相契合。”

画家，人生第三种身份

孟晓云对绘画的热爱源于孩童时代。从小学到中学，只要美术馆有画展，孟晓云就背着画夹去临摹。初中放暑假，她在家门口坐在小板凳上给邻居的孩子们画像。“住宅区的小朋友居然排着队让我画，这或许就是最初的写生吧。”孟晓云说。

曾经，孟晓云延误了北京市少年宫绘画班的考试，老师看过她的画作，居然破格录取。初中快毕业，美术老师建议她报考美院附中，但家长和班主任都反对，作为北京师大女附中全校的作文尖子，他们更希望她去上重点大学。

参加工作后，孟晓云与绘画疏远了。但偶然看一次画展，就会在心中荡起一波涟漪，甚至激发出写作的灵感。

80年代初，孟晓云写的第一篇报告文学《灵魂的微笑》的主人公就是中国著名女国画家周思聪。孟晓云介绍，“从90年代起我为农民画家缪惠新、残疾青年画家张林海画像；新世纪我在《人民日报海外版》陆续发表了关于画家的通讯，分别是石画家杨中有、油画家华剑坤、画家赵义雄耿玉昆夫妇及中国写实画派的领军人物艾轩的‘肖像素描’。没有谁布置，这些选题却那么自然地一个个跳入我的脑海。”

退休后，2008年，孟晓云终于有时间可以拿起画笔。她选择了油画。一开始把画作定位在少年儿童和妇女，或母与子题材，后来更明确，多用“少年视角”作画。

2010年有几个月，因为皮肤湿疹怀疑与画油画有关,孟晓云被大夫要求停止画油画。她在绘画笔记中记录下了当时的情景：

“大夫让我停一段油画,我就画素描和丙烯,后来,实在忍不住了,托朋友在外地买了纯棉薄手套,戴着手套,开着窗子,总可以了吧。我才意识到，绘画于我，不是消遣,而是生命的一部分。”

拿起画笔之后,孟晓云对以前家中挂的画开始挑剔起来。当她把临摹的凡·高﹑列维坦、费辛、塞尚、蒙克的画作及自己创作的《湖畔少女》、《老照片系列》、《青春期的自拍》挂在墙上时，体会到一种满足。“还可以发现不足，再做修改，就像写文章一样，一天不发表，就要不断地修改，谁让我是个追求完美的人呢！”孟晓云说。

新闻视角选择绘画创作题材和表现形式

在孟晓云的《绘画笔记》中，曾经这样写道：“过去，我当记者，写新闻是记录历史，后来写报告文学，仍然是记录历史。现在，拿起画笔，同样是一段历史的记录者。我已习惯用新闻的视角去观察世界，捕捉人生。”

2008年5月12日，汶川大地震。仅北川中学2000多名学生，死亡人数就超过700人。废墟中伸出紧紧握住笔的小手，瓦砾中露出的小小绣花鞋，一排排无人认领的书包，孟晓云受到极度震撼。

孟晓云决定完成一幅大型装置油画，由49幅地震儿童的单幅作品组合而成，题为《汶川地震儿童档案》。她要通过局部的细节描述，集群式地展现灾难现场那一群孩子的众生相。

漫长的九个月。从清晨到傍晚，孟晓云像是一个工匠，用铅笔完成一幅幅孩子的素描草稿，再用颜料完成初稿和改稿。掰着手指头过日子，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先画的是一些逝去的、伤残的孩子，是这部档案中最重要也是最令人心碎的内容。然后是一些感动人的场面：在废墟中还在读书的女孩，11岁的哥哥背着小妹妹走出大山，男孩吴俊毅从废墟中挖出妈妈等。最后，才加进了那些知名度较高的小英雄和优秀少年等“符号性”的人物。

“画了数月后，我逐渐触摸到画作的主题——忧伤与坚强。”孟晓云说。

孟晓云创作过一幅名为《红军幼儿园的孩子们》的画作。一次育英小学的同学聚会，孟晓云发现纪念册上有一幅陈旧模糊的黑白照片。红军幼儿园的一排孩子，每人戴着一顶自制的小红军帽，胸前别着一个大白手绢，憨态可掬。这引起了孟晓云的创作冲动。

“在被称之为红色经典的画作中，我们有太多的领袖的描绘，有太多大战役的大场面，可是，有谁关注过记录过战争年代中的红军后代呢？”孟晓云说。

她开始做调查研究。这个幼儿园的孩子，后来全部到中央直属机关育英小学读书。她拨通了育英小学校友周稚毛的电话。说来也巧，她母亲正是当年幼儿园的园长。

于是得知，图片上的红军帽是军需处统一定做的，大白手绢是幼儿园统一发的。当时他们三岁左右，中间歪着头的是她妹妹。后排左一那个挺漂亮的男孩姓迟，现从军队退休，已患老年痴呆症。右边第一个女孩后来成为304医院妇产科主任，已退休。此图片是军委三局局长王铮拍的。他是军委三局的创始人，解放后被授予中将军衔，当时只有他有相机，此人已去世。

“厚重的历史感油然而生。这不仅仅是一张薄薄的已经发黄的年代久远的照片，而且是一代人生活和命运的起点，其中蕴含着多少生离死别悲欢离合的故事啊！”孟晓云说，这对创作《红军幼儿园的孩子们》无疑是一个巨大的鼓舞。

当下，“留守儿童”的问题成为热点，而这一题材，占据了孟晓云绘画的不少篇幅，《桶娃》、《离别》、《弟弟睡了》、《期盼的窗台》等等。

“超过6000万的留守儿童是一个庞大群体。一方面，父母远离故土，外出打工，给‘留守儿童’带来许多无奈和痛楚，也给父母带来许多的牵挂、思念和忧虑。他们，无论是父母还是子女，都为我们国家做出了这样那样的牺牲，尤其是那些孩子们。这就是我为什么要画‘留守儿童’的原因。”孟晓云说。

“有人称我的报告文学充满暖意，我的绘画作品也如是。因为，贴近读者观众，贴近生活和现实，这是我数十年如一日的追求。”孟晓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