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什么让被救助者死亡多发？

原标题：是什么让被救助者死亡多发？

60多岁的郭召死了，死在西安市长安区救助管理站所送去的福利院。

今年5月17日，患有轻微老年痴呆的郭召走失了。此后几天，家属报案，通过报纸、路边电线杆等方式发过寻人启事。无奈之下，家属多次拿着寻人启事去救助站寻找，却被告知没见过。直到前天，家属通过华商报刊登的长安区救助管理站的认尸启事，才找到已经死亡的郭召，而在认尸启事上这样写着：2015年5月19日，在长安区发现一无名男子，约60岁，由派出所护送至长安区救助管理站。

2003年，以孙志刚在收容站遭暴打死亡的代价，换来了中国社会救助的另一重天。尽管收容遣送被救助管理办法所取代，但对于一些人来说，踏进救助站的大门，遇见的并非都是嘘寒问暖，也不都是人性所怀的良善——隔着一道看似温暖的大门，那头很可能会遇见死亡。

他们是谁？他们是惨死在收容站的孙志刚，是被饿成“干尸”的河南信阳少年王志强，是在长安区救助站找不到的郭召，他们可能是流浪街头的每一个人。

在郭召的遭遇里，社会发现救助站依旧能发生人明明在救助站却找不到的情况。而这并非孤例，10月初，南京媒体报道，南京市民李先生的儿子走失后，李先生登报、电视台通过各种媒介发寻人启事，最后到救助站寻找，明明救助站接收过却称没见过，最终导致李先生的儿子病发身亡。

按照救助站救助管理工作的流程，遇到求助人员，第一步要做的便是告知救助政策，登录《救助管理信息系统》，建立《个人基本情况档案》，初步检视身体情况。然而，这些却在对郭召的救助中缺失了。郭召的儿子曾数次在救助站出示的照片里辨认有没有自己的父亲，却最终没有找到，甚至电脑和相机里也没有照片。另外，将郭召送往救助站的警方也可以为这位老人创造和亲人见面的可能。然而这条路，也因种种原因阻断了。

试想一下，如果当时救助站工作人员能够遵照流程记录被救助者的信息，如果工作人员能够为焦急的家属在救助站寻找一番，或者警方的信息能及时提供给家属，那么只是轻微老年痴呆的郭召，很可能因为家属的出现，依旧活着。

只是，随着郭召被救助站送到福利院之后的死亡发生，社会救助这一体现国家与社会责任义务的善意，因为救助站的失职而被消解。这到底是救助站参与救助的个别工作人员不负责任，还是救助制度救助机制存在问题？

郭召的死亡，就像一面镜子，照出了个别救助站里，一些被救助者的生存状态。还记得那对饿死在长安区果园里的母女吗？她们的死亡，拷问的是警方失踪人员信息和民政救助人员信息不互联的救助制度之困；而郭召之死，拷问的却是救助站从业者的责任心和工作态度。若制度的反思和渎职的问责不能到位，谁又能确定，当一名流浪者被送入救助站大门时，会遇见什么？

在即将到来的霜降之后，寒冷的天气将不断刷新着城市的低温，而街头的露宿者中，会不会有下一个郭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