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应积极应对联合国会费提升问题

原标题：中国应积极应对联合国会费提升问题

□　于南

10月8日,联合国会费委员会建议将中国2016至2018年的联合国会费大幅增加,分摊比例从现在的5.148%上升到7.92%,从第6位上升至第3位。联合国各成员国将于10月开始开展分摊比例的调整交涉,并于年底正式决定分摊比例。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王民发言称,反对任何在经常预算比额方面把中国同其他发展中国家区别对待的做法,不会接受超出中国支付能力的计算方法。

根据《联合国宪章》,各国应缴纳的会费数额由大会根据会费委员会建议批准的比额确定。联合国会费由经常预算和维和摊款两部分组成。其中,确定经常预算分摊比例的原则是成员国支付能力原则,每3年调整一次,主要以成员国过去3年的国民总收入(GNI)在世界经济中所占份额为计算基础,同时考虑成员国的外债总额和人均国民收入等因素,并给予人均国民收入低的成员国一定的宽减。支付能力的计算方法为某个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除以联合国所有成员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之和。支付能力不同于支付能力原则。支付能力原则是在支付能力数值的基础上,结合成员国外债总额和人均国民收入等因素,并给予人均收入低于世界平均水准的国家以宽减后的调整数额。因此,支付能力原则侧重于关注一国的实际支付能力而非仅仅关注国民收入总量。

联合国的决策机制是一人一票,这就决定了各主权国家在联合国中的表决权利不会因其缴纳会费多少而发生改变,这就是联合国本身会费分摊制度与机构运作的内生矛盾。尽管会费份额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一国经济实力并且增加一国在联合国的发言权,例如美国以拖欠联合国会费要挟联合国改革,日本、德国等也以缴纳会费多而作为要求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理由之一,但各主权国家在会费委员会讨论时几乎都希望尽量减少或者不增加自己的会费额度。

从联合国成立开始,美国一直基于世界第一的综合国力承担联合国会费最多的份额,但这一比额一直处于持平或者下降的通道中。从1946年至1973年,美国承担的比额从39.89%下降至31.52%,而1974年至2000年,美国承担的比额为25%,从2000年至今,美国的比额是22%。

值得指出的是,如果说1973年之前美国的减额仅仅是自身份额的减少,而1974年和2000年美国自身的减额实质上是联合国会费比额限额不断降低的历史。1974年正处于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与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两大阵营对立时期,再加上联合国的财政危机以及美国要求减额幅度之大与诸多不发达及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冲突,可想而知美国的这一限额提议在联大需要获得2/3多数票的难度。但是基于其自身的国家利益以及政治诉求,美国提出了一系列主张并采取诸多举措以赢得“选票”:首先,从道德角度,美国试图说服联合国其提出降低其会费比额的要求是为了使联合国成员国更加公平地分配联合国的财政义务；其次,以完全不缴纳会费威胁拉拢秘书长支持其提议；再次,以削减对联合国的无偿援助和追讨欠债来应对最不发达及其他国家的反对意见；最后,以新加入成员国来弥补其减额的空缺而承诺其他成员国的会费比额不会因此而上升。

虽然支付能力原则是确定联合国会费份额的基本原则,各国对该原则的具体解释不同,往往需要在会费委员会上通过充分讨论和施加影响力才能最终协商一致,但无论如何,这一原则都应当是会费额度确定过程中的决定因素。然而,美国成功追求“减额”的历史却表明支付能力原则并非是一国减额过程中唯一可以主张的,甚至不是决定性的。毋庸置疑,美国是二战以来当仁不让的全世界经济发展和综合国力排名第一的超级大国。因此,美国的“减额”举措显然是与其实际支付能力不相符合的。

美国攫取“道德制高点”的致力于让联合国更具代表性和独立性的理论以及拉拢说服其他成员国赢得选票的做法也可以为中国所借鉴。实际上,基于会费份额确定的法律程序,争取其他成员国支持并认同中国的实际支付能力的做法才是在会费委员上获得合理公正份额最重要的环节。

中国并非反对增长联合国会费比额,因为这与中国在世界经济疲软之时作为一枝独秀仍能保持较高水平经济增长的现实支付能力的增长事实不符,也与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不符。然而,这并不构成任意增加中国联合国会费比额的理由。考虑到法国、俄罗斯和英国自1971年以来会费的变化趋势(俄罗斯大幅度下降、法国基本持平、英国先降继而平稳小幅上升),以及中国自1996年当年从0.74%到2.05%的激增之后,每年的涨幅都在0.5%以上,甚至在2013年已经较上一调整周期大幅上涨2%,中国在联合国的会费涨幅实际上是超出了中国实际支付能力以及经济体量的增长幅度的。如果2016年再面临超过2%的大涨,显然是不合理的。

(作者系华东政法大学科学研究院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