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之光画作的“异质性”

原标题：杨之光画作的“异质性”

矿山新兵

□李公明

杨之光无疑在20世纪下半叶的中国美术史、尤其是中国人物画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和意义，但是在迄今为止对他的研究中，尚有不少独具学术价值的议题隐而未发或习焉不察。从时代与个人的关系来看，在那种激进的、全能政治的时代意识形态的需求和意志决定之下，艺术家个性被规训、缪斯之神被改造的结果是时代艺术的同质性。但是，正如不少研究者已然指出的，现实主义与所处时代的社会和政治问题究竟有多紧密的关联，这是一个很复杂、很幽微难解的问题。在杨之光研究中，除了继续深入探讨艺术手法上的中西融合、面向生活的创作态度等议题之外，应该尝试在杨之光与他的时代之间深入思考“异质性”的议题：在“与时代同行”的步伐声中，更细心地聆听和体察在杨之光艺术生涯中不断跳动的属于他个人内心的独特心音，从而揭示杨之光艺术在那个时代中的独特审美意义。

试以他的两幅代表性作品为例。

杨之光创作的《毛主席在农讲所》（1959年作，纸本，水墨设色，64．5×89cm）在中国现代革命历史画创作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是，我认为其作为历史画的学术价值至今尚未被充分认识。在中共党史研究中，对于作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的毛泽东，以及对于他在广州农讲所的研究仍有待深入。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中，杨之光的这幅作品凸显出独特的意义：由于作者自觉地秉持历史主义的创作态度，因而该画在很大程度上具有还原历史现场的意义。这幅作品没有选择描绘同类题材中比较常见的会堂讲演，而是描绘树下桥头的课余谈心情景；毛泽东虽然在学员的围拢中侃侃而谈，但仍是儒雅的，这些都与作者后来在70年代画同一题材中毛的那种雄健英武形象有很大区别。我们应该牢记和给予高度评价的是，艺术形象的质朴性与历史题材创作中重返历史现场的态度和努力，都是中国革命历史画创作中十分珍稀的独特品质。再加上此时已经趋向成熟的杨之光式的水墨写意人物与风景技法，这幅作品在中国革命历史画中理应被视为典范之作。

历史学家指出，1971-1972年的中国政治出现了“文革”激进主义被阻遏的短暂情况，略显温和与建设色彩的文化意识悄然抬头。在艺术领域中，此期杨之光创作的《矿山新兵》（纸本，83×59cm ，1971年）是其中影响极广、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作品描绘了一位刚穿上矿工服、正戴上矿工帽的女青年形象，她以喜悦的微笑表示出对新生活的热爱，洋溢着青春的生命力。在艺术上，这件作品一直被认为是杨之光融合中西画法、对中国人物画探索成熟的标志。同时，画面上的主体形象和几乎所有细节都可以被看作是具有时代特征的象征符号，虽然作者在当年创作过程中未必会有如此理性化的“图像匹配方案”。在“表现时代”方面，杨之光表现出巨大的艺术才华；但是更应该细心体味的是，作者笔下的“新兵”已经看似不经意地呈现出娇羞、妩媚的女性化特征，弱化了当时流行的女性形象的英武、豪气冲天的男性化特征。杨之光在回忆中，也强调了在“文革”氛围有所消歇的环境中这幅作品对美的自觉追求。

对于美的追求是杨之光艺术在激进的时代洪流中呈现“异质性”的精神之源。尽管早已有人以“拥抱美神”作为对杨之光艺术生涯的概括，但必须把这种对美的自觉追求，置放于那个严酷的文艺意识形态环境中进行考量。杨之光真诚地选择了诸如健康、希望、阳光灿烂这样的宏大话语作为美的栖居地，既是他个人的主动选择（依他的天性是不会喜欢忧郁、凄沉的美感的），也是主流美学所能允许的选择。问题是，他在这样的选择基础上更为自觉地拨亮人性与美的光芒，以清新脱俗的审美气息为激进主义的“新人”形象增添了一种人性的美感，这是在激进主义时代中幸存的美之光芒。

李公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