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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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贝尔文学奖背后的百万利润之争

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译林出版社等众多国内出版社向来是诺贝尔文学奖的场下“竞争者”，为了能占据国内市场，这场文学战争已经变成了一场豪赌。如今的国内出版圈围绕诺贝尔文学奖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几大外国文学出版社一直盯着各国大牌作家。按照国外版权惯例，尤其是文学作品，一般情况下都只授权一家。于是，更多的出版社多采取事先买一本代表作建立关系，在每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名单还未公布之时，国内几大出版社都开始跃跃欲试。上海译文出版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在最终获奖者还没公布之前，各个出版社应该都不会有大行动，大家都静静等候，时机一到自然会开始一场争夺版权的‘暗战’。”而当诺贝尔文学奖公布名单时，也就意味着出版界将引发一场版权争夺大战。在2005年，提前一年引进帕慕克小说版权的世纪文景就是国内最大的赢家，帕慕克的《我的名字叫红》成了市场畅销书，至今印量高达29万余册，码洋841万元。

陈平原：教授们成了勤勤恳恳的工匠

9月28日陈平原教授在北京大学召开的“建筑与景观的‘白话说’茶座”上作主旨发言认为，今天中国的大学教授，如果还想坚守自家立场，单靠办讲座、写文章，已经很难影响社会了。原因很多，这里单说学院体制本身的局限性。今天的中国大学，学科边界越来越严苛，评价体系越来越精密，教授们全都成了勤勤恳恳的工匠，在各自的小园地里努力耕耘，鼓捣自己的大课题小课题以及好论文坏论文，而无暇他顾。并非真的“两耳不闻窗外事”，只是日渐丧失对公众发言的兴趣与能力。

阿来：警惕消费主义的危害

在最近的一次活动中，谈到当前的文艺创作时，作家阿来说：“市场经济时代，一部分文化产品加入到产业化、商业化的过程当中，我们对于消费主义可能给文艺所造成的损害这种警惕性不够。从文学的生产环节来讲，不管是创作者，还是出版商，肯定面临着考验。我们提供产品的过程当中，不论是在审美上还是精神上，走的不是上行线，也不是一个平行线，而是一个逐渐下滑的线。”

王晓渔：常识不是百科知识

日前，在关于大众文化批评和当下思想文化现状讨论会上，批评家王晓渔认为专业批评应该一直有存在，文化批评的价值就是参与社会建设。全是正能量反而是一种负能量、没希望，如果大家都在批评那就还是很有希望的，说明大家有期待。言论开放不是只有好的言论，没有坏的言论。文化批评要有一个社会空间和大家经过讨论协商所形成的一种价值观，文化批评未必是写给公众看的，而是写给受过基本训练的和教育的对象，常识不是百科知识，我们今天所说的常识有可能是反常识的。

朱大可：需要一场“新新文化运动”

朱大可认为大众文化其实是一盘好菜，以前不吃是因为它太贱了，现在是年轻一代要求文化产品解决他们的焦虑，所以《花千骨》、《煎饼侠》和于丹更受欢迎。文化批评在认知上要调整的一个转变，也要更广泛地扩展它的批评对象。而且鲁迅不应该成为文化批评的一个样本，他只是一种独特的风格，但不是最好的、最值得的风格。比起鲁迅，我们更需要一场“新新文化运动”。文化批评最重要的队伍必须从文学转过来，否则很难转型，它没有扩充的配置。从哲学这条路径基本没有可能，到今天为止，中国所有的哲学系几乎都不会超过三个搞文化的人。因为他没有办法转型，反而是文学这个领域做了一些转型，但是文学的工具是不对的，它还是运用文学批评的一些工具，如文学概论、美学，这种工具来做文化批评完全不对。实际上文化批评的背后是西方后现代哲学而不是文学理论，这是一个错乱。第二个错乱就是媒体，媒体人用时评的方法来做文化批评。错得更远，时评是一些非常零碎的没有工具的分析，文化批评领域实际上是非常混乱的。

（庄大森）

庄大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