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示近代中国渔业的勃兴和危机

原标题：揭示近代中国渔业的勃兴和危机

自 然　　郑渝川

《近代中国的渔业战争和环境变化》

（美）穆盛博 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美国历史学家、牛津大学历史系教授穆盛博所著的《近代中国的渔业战争和环境变化》一书，最近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引进出版。这本书介绍了近代历史上浙江舟山渔场的开发，以及因此形成的社会与环境间的互动。

舟山渔场的商业开发始于12世纪，但起初的几个世纪，开发规模并不大。等到18世纪晚期、19世纪初期，舟山渔场才出现了影响生物多样性的高强度开发。原因在于，当时的浙江地区加速实现商业化，人口增多，一方面扩展了市场，增加了对鱼类产品的需求，另一方面则使得更多人向过去尚未开发的生态领域迁徙。鸦片战争爆发后，上海出现租界，城市化加速，市场需求更为旺盛，而与之同时，清代的地方治理却更显疲态,基层政府的管控能力被弱化后，舟山等渔场的生产规模就显著增大。

尽管如此，19世纪中期和末期，舟山渔场迎来的高强度开发，程度上比起日后仍相对有限。渔民捕捞受到技术、船只等多方面投入的限制。并且，随着渔业发展，行业内涌现出一个“临时的、半合法的”体系，最早是渔帮，后来发展为渔业公所。渔帮向渔民收取停泊管理费用，规定渔船必须要有制度的下锚地点，以此尽可能避免渔民之间发生矛盾，这也有效降低了单片区域受到反复捕捞的过度压力。在渔帮、渔民社区的引导下，渔民还发展出一套独立的祭祀系统、葬送仪式，而这本身也强化了渔民群体的组织化程度。

20世纪初，舟山渔场及附近海域的公共自然资源价值增长，渔民群体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暴力械斗升级，基层政府介入的程度加深。渔民依照来源地，组织同乡自卫队，保护自身的生态片区，但又经常性地侵入其他同乡组织护卫的区域。穆盛博点评指出，至此舟山渔场的渔业秩序及衍生出的相关问题，并非特例，在当时世界各地都普遍存在。

民国时期，舟山渔业获得了进一步发展，原因在于当时中国被更深地卷入经济一体化和区域市场体系，江浙信贷网络已经可以支撑渔业经营者购置更完善先进的设施，增加雇工规模。当时的著名企业家、改革派官员张謇根据日本渔业产业提供蓝图，发出了中国渔业现代化的号召，组建了现代公司形态的渔业公司，这使得包括舟山在内各渔场的产量激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