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派批评”:沉淀在文学中的“打拼”精神
2015年09月13日 13:26
来源:羊城晚报
在去年“闽派文艺理论批评家高峰论坛”上,我曾提到形成“闽派批评”的三个因素:历史的机缘、中心与边缘的互动,以及形成了自己的特色。而在谈到影响闽派批评家的观物立场和表达风格的因素时,我请大家留意八闽山水在批评家心灵的无声“沉淀”。我的意思是,“闽派批评”虽然被解放思想、改革开放这样一个历史的机缘所催生,但时代的偶然中实在有着历史的必然。因为“闽派批评”从根本上看,就像现代中国革命史中闻名全国的才溪乡一样,都是地域文化性格和传统的衍生物。
原标题:“闽派批评”:沉淀在文学中的“打拼”精神
□王光明
“闽派批评”已成为当代文艺繁荣的现象之一,不仅有“高峰论坛”的研讨,还有文丛的编辑出版;不仅关注“闽派批评”的开拓者和领军人物,也重视那些小荷露尖、锋芒初现的新生代。通过“闽派批评”这一文化现象,我们发现,不仅文学创作有地域性,文学批评也有强烈的地域性特征,研究地域与文艺创作的关系,有助于我们对当代文化发展的理解和促进。
在去年“闽派文艺理论批评家高峰论坛”上,我曾提到形成“闽派批评”的三个因素:历史的机缘、中心与边缘的互动,以及形成了自己的特色。而在谈到影响闽派批评家的观物立场和表达风格的因素时,我请大家留意八闽山水在批评家心灵的无声“沉淀”。我的意思是,“闽派批评”虽然被解放思想、改革开放这样一个历史的机缘所催生,但时代的偶然中实在有着历史的必然。因为“闽派批评”从根本上看,就像现代中国革命史中闻名全国的才溪乡一样,都是地域文化性格和传统的衍生物。
才溪乡现象不过是闽人不安分性格的一个现代镜像,更早更为典型的现象是闽南人的下南洋和闽地盛产文化怪杰的现象,如从柳永、李贽到辜鸿铭、严复、林语堂等。八闽本是一块蛮夷之地,西晋末年后才开始与北方文化汇通融合,即所谓的“永嘉之乱,衣冠南渡,如闽者八族”。而北方文化进入武夷山腹地,被山风海潮吹刮淘洗,沉淀下来的就是那种山一样坚韧、海一般不安分的性格气质,即使迎接失败,也仍是义无反顾、一往无前。当这种性格气质反映在现实生活中,就是闽南民歌《爱拼才会赢》所唱的打拼精神;当它往人文方向发展,便是不甘因袭、循规蹈矩,总想另拓新途,创格维新。
几乎所有的闽籍批评家都带有这种精神烙印,年轻的傅修海也与这种精神气质一脉相承。在给我的电子邮件中,修海说自己从事文学批评原也是无心插柳,“我是为了生计而求学问,尽管听起来没有那么高大上的‘为真理而献身’,但为生计的认真、刻苦,与寻道问学求真务实,两者还是有内在联系的罢。”成长于改革开放年代的年轻修海尚且如此,又遑论困顿、封闭环境中成长前几代批评家。实际上不仅是批评家,当年闽西的革命斗争名扬天下,一个小小的才溪乡后来就有十几人成了共和国的开国将领,那么多人提着头颅闹革命,恐怕也先是为生存求解放,而后才有了共产主义思想的。只不过,他们不安分的性格有着朴素与坚韧品性的支持,在走出武夷山后能与广大的世界产生有意义的互动,因而最终能够让可能成为必然。
不是所有的可能都会成为必然,地域性精神气象正如性情有其不同的两用。这次修海坚持要我为他的新著写序,我让他寄来了他收入“中国社会科学博士论文文库”的《时代觅渡的丰富与痛苦——瞿秋白文艺思想研究》。瞿秋白是现代中国革命史和文艺思想史上的一枝奇葩,他1935年被国民党枪杀于长汀,那颗枪弹让我故乡的土地今天还觉得疼痛。而我让修海寄这部专著,就是想更深了解书生性情与时代风云的迎拒纠缠关系。修海从第一手材料入手,深刻论述了一个至情至性的文人遭遇一个大时代的“丰富与痛苦”,得到他的导师、著名学者林岗先生的表扬,认为修海知人论世,认真发掘、把握了瞿秋白新与旧、现代与古典对立因素的融化综合,“体现了他深厚的学养与史识”。通过研究瞿秋白和他的时代,修海得到的,应该不止是思想与研究方法的磨炼,还有人生的启迪吧?
修海现在出版的这部《风过耳:现代中国文学考察笔记》,不是专题著述,而是一个年轻闽派批评家成长的脚印。阅读《赵树理的革命叙事和乡土经验》、《亭子间:都市蜗居的思想史》、《中国现代文学革命史观的兴起与反思》等篇章,想来会对作者的视野、眼光和学识有所认识:谈论中国现代文学现象,不仅有良好的文学感觉和分析能力,还有整个中国现代思想史与文化史的背景,因此重评《小二黑结婚》这样“文学思想史意味超过了文学史贡献”的小说,不仅能发现其“问题小说”脉络上从提问题到给出方案的历史进展,还从苦闷转化、乡土经验和民间趣味的革命利用等方面,丝丝入扣地梳理了现代中国的意识形态进程。而《趣味——情绪化审美思潮的崛起》等面对现实问题的评论,则体现了作者对当前问题的敏感和迅速归类、命名的能力,行文则锐利而洒脱。譬如这段对“惊心”趣味的议论:
当下社会抹杀一切区别的平庸日常,使得人们的审美情绪特别需要刺激需要惊心;当下消费的无限欲望,使得“惊心”本身成为消费焦点和卖点。现代性的悖论,就是现代性本身也遭遇现代性,于是后现代被迅速而泛滥地用来描述这种把现代本身“化”掉的尴尬和荒诞。同样,不甘平庸、追求超越的审美精神和情绪释放要求,本身成为消费社会的审美买卖机制的环节,从而加速着审美情绪“震”常化的频率和当量,更加剧了审美疲劳的程度,给本来需要释放和敏感的审美心灵,又包裹上一层防弹衣。
读傅修海等年轻一代“闽派批评家”充满真知灼见和才华横溢的文章,真的觉得自愧弗如。我由衷地认为,不知不觉中沉淀下来的地域性文化气质,在他们身上当有更合理和健全的发扬。我相信,他们代表“闽派批评”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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