沁源：给侵略者一个“没有人民的世界”

原标题：沁源：给侵略者一个“没有人民的世界”

沁源民兵攻占日军碉堡

太岳版《新华日报》介绍民兵爆破英雄

沁源军民围困日军示意图

◎余戈

1942年10月20日，驻山西日军第1军对我根据地实施了长达三个月的“全山西秋季剿共作战”。11月6日，日军被迫结束“扫荡”。但留置第69师团独立步兵第118大队及部分伪军，分设沁源城关及阎寨、中峪、柏子、交口等据点驻扎，一面分区“清剿”，一面大兴土木筑碉堡、修公路，并在城关挂出了一幅“山岳剿共实验区”的牌子。

日军侵占了一个中国县城，却陷入了“没有人民的世界”，这在整个抗日战争中仅此一例。缘此，沁源围困战不仅生动演绎了人民战争的“制胜模式”，也为世界战争史提供了一个关于侵略与抗争的特殊战例。

给敌人制造一个“无人区”

今年6月，灼热的阳光透过碧蓝的天空倾洒在晋东南大地。记者一行乘“勇士”越野车，沿322省道自沁县向东南驶向沁源。

记者自沁县进入沁源的这条“二沁大道”，即昔日日军闯入的道路。两年半后，侵略者又循原路狼狈退出沁源。在车上，记者一直目不转睛地巡视着途经的每一个村庄及道路两侧的山峦，用手机里的地图导航确认一个个在史料中已极为熟悉的地名。

据载，围困斗争开始后，为彻底孤立日军，指挥部决定实施全县空室清野大动员，将日军据点地域内及其附近的居民全部迁出。经过充分动员群众，开展思想教育，在主力部队和民兵掩护下，在短短的五六天之内，1.6万余人的秘密大转移全部完成，给日军侵占地区及其周围制造了一个“无人区”。

据当年随军记者江横采写的通讯，“在城关、阎寨、中峪、交口四个据点里，共有4600多人口中，无论贫富，也无论士绅、名流或挑担小贩，都没有一人停留在村镇里不走的，更没有一人去‘归顺皇军’的”；而“由城关西南到中峪、亢驿，东南到霍登、桑凹，西北到李园、李成，北到崔庄、郭道，东北到交口、圣佛岭，五条大道，50多个大村镇（占全县五分之四），方圆三百里长的空间里，没个人影，简直成了一个没有人民的世界！”在上述村镇，“连饮水井都用粪土填塞了，碾磨也破坏了，埋藏粮食衣物的土洞则被群众星夜挖空。”

日军占据了点线，但一无所获，完全失去了生存的物质基础。日军无水吃，无奈只好到几里外的沁河驮水；无粮吃，只有去田间弄些生玉米充饥；睡觉连木板、席片都找不到，只得铺杂草就地而卧。驻沁源日军大队长伊藤中佐向临汾师团司令部写信求援说：“来到这里没有人，没有水，没有粮，天天有病倒的……”

游击小组活动于指定的作战区域内，摸据点，杀哨兵，狙击外出敌人；轮战队每半月轮换集训一次，由主力部队负责；主力营各掌握一个建制连机动，其余以排为单位在每四五个轮战队区内打游击，支援小组作战。主力部队和游击队都要主动寻战，各自为战。作战样式包括麻雀战、阻击战、地雷战、伏击战和破击战等，灵活多变。

日军仍决心“死扛”到底，其应对姿态很是奇特：他们贴出标语宣扬“皇军仁慈”，派出伪军和汉奸到山头喊叫：“皇军不伤害百姓，有家的快回家！”“冬天就要到了，皇军不能看着你们冻死在山沟里！”日军在奔袭包围村庄后，有时会搜出一些未来得及逃出的妇女、老人，竟放低姿态扶老人上马，自己如孝子贤孙般牵马，背着包袱，抱着孩子。孩子吓哭了，他们从兜里掏出糖块、饼干，塞进孩子的小嘴。将群众裹胁回据点后，还把掠夺来的衣物摆出来，让群众认领。对生了病的人，给吃药打针；对家在据点里的人，发给柴米油盐帮助安家；对家在据点外的人，教训一番后予以释放，并告之：“你们以后见到皇军不要跑，回家后要假应八路军；被迫当民兵后要朝天打枪，不要打皇军。”对有的人还发给出入证，说拿着它可以随便出入据点……

“正气沟”标注在作战地图上

日军的“剿共实验”新戏法终于上演，考验着沁源军民。

此前，日军曾对沁源实施过五次大“扫荡”。特别是1940年11月，日军在遭受八路军“百团大战”沉重打击后，集结第37师团、独混第16旅团及第41师团各一部，以“铁壁合围、反复合击”战术向沁源疯狂报复。在那次大“扫荡”中，我军主力部队跳出了敌包围圈，但当时不过8万多人的沁源县，被杀人口竟达到3600人，其中数百户人家被杀绝，全县房屋被烧毁12.5万间，粮食、牲畜被抢掠难以计数——遭受过日军如此残酷暴行的沁源人，仇恨早已在心里深深地扎下了根，岂会轻易被日军的新花招所迷惑！但因临近寒冬，居食无靠、衣服单薄，部分家境较富裕的人产生了动摇，提出是否可以“先回去应付冬天，来年开春再出来”。

在此严重关头，太岳区党委指示围困斗争指挥部：“斗争是长期的，眼前的困难是严重的。战胜困难不能只靠硬骨头，吃住的问题必须解决。”而后太岳军区和太岳行署从外地调拨3000多石救济粮进来，部队发起每人每天“节约一两米”活动支援地方，指挥部发动群众打了5000多孔窑洞，增添了许多御寒的棉被和棉衣。这年第一场大雪下过，在白雪覆盖的山沟里插起了一个个木牌，上面写着“正气沟”、“坚定庄”、“顽强圪梁”、“伟大山头”等村名……这些过去没有的地名，被县委和军区一一标注在了作战地图上。1943年春节到了，山沟里到处响起咚咚锵锵的锣鼓声，这里唱，那里跳。

采访中，记者心里的第一个悬疑就是，那些隐蔽在太岳山腹地的5000多孔窑洞。它们解决了1.2万人的安身问题，是围困战所以能坚持下去的前提。

记者决定至少寻觅到一处窑洞群，直观感受一下当时沁源军民的基本生存状态。在沁源县人武部部长石卫兵上校向导下，越野车出县城沿沁柏线乡道驶向中峪乡，又颠簸了13公里后抵达乌木村。在村委会干部霍跃伟的引领下，记者一行下车钻入左侧的永兴沟内，在山谷间攀爬寻觅了近半小时，终于找到了一处被灌木丛草遮蔽的三孔并列的窑洞。入口处已坍塌成三个半月形的黑洞，里面却有五六米的纵深，隐约可辨火炕和土灶等生活设施。据介绍，这些窑洞自那段岁月以后，就再也没有住过人。

令记者没有想到的是，即便是这里，也曾被进山搜剿的日军践踏过，因为此处与沁源县城仅隔了一座山梁。“但是，太岳山纵深数百公里，在东北面的几百条山沟里，这样的窑洞还多得很，足够沁源人安身与鬼子抗争！”石卫兵部长说。

从抢粮劫敌到抢耕抢收

作为人民战争的典型范例，在沁源围困战中民兵无疑是主体力量。在沁源县城南关的一个小村，记者一行拜访了昔日的城关区民兵轮战队员、今年88岁的刘增胜老人。

据县人武部石部长介绍，刘老已被推荐作为支前模范代表，于今年9月3日在北京参加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大阅兵，是沁源县唯一的代表。16岁那年，刘增胜怀里揣着两颗手榴弹，参加了由副队长宋保元带领的城关民兵轮战队。因为年龄小，主要干些站岗放哨、驱赶牛羊及用粪便污染城内水井的事，“豁出去废了这些祖辈打下的老井，也不让鬼子喝水！”老人记忆最深刻的是，1942年冬天沁源军民在山圪梁上展开的“万人大讨论”，主题只有一个：是“维持”，还是围困？当时也有人提出，可以搞“两面政权”，白心支应鬼子，红心支持八路。但县委书记刘开基坚决表示：“围困就是我们和敌人争夺群众，谁有群众谁就能赢得胜利”，“绝不能把群众推给敌人！”

刘老有些耳背，说起往事时声如洪钟，激动时感情难以自已。他自豪地告诉记者：“当时山西有些县，不仅有两面政权，甚至三面政权——还得支应阎锡山，那样群众就是三面负担。而我们沁源，始终只有共产党一面政权，群众只有这一面负担！”

为了尽快实现组建“维持会”的目的，在2月10日至3月25日期间，斋藤大队派出“鹿野挺进队”不断以远距离奔袭包围、搜捕群众进城，其中2月19日元宵之夜奔袭松交镇、3月4日奔袭绵上县汝家庄，对我造成损失较大。同时，日军四处张贴布告，承诺“凡归来者，给耕牛一头，耕地十亩”，“维持”条件也一再降低。但始终无一人来归，搜捕去的部分群众也先后从据点内逃出。

自此时起，沁源军民对日军从围困逐步转为主动出击。

春节过后，群众把互助粮和救济粮吃光了，新的困难又来了。当时，城关有个叫郭继富的老汉趁黑夜摸进城，把自家磨盘下埋藏的3斗小麦取了出来。围困斗争指挥部受到启发，马上抽两名公安队员和四名民兵骨干组成“抢粮”小组，利用日军夜间警戒疏忽，摸进城关日军据点抢粮。不但抢粮得手，还摸清了日军的驻地和哨位。

据侦察发现，此时的沁源城，除了敌伪兵营外，只住有三户“人家”：一家“随军合作社”，一家“随军妓院”，一家“蒸馍铺”，还有就是已经饿得到处乱窜、与敌人争食的四百多条野狗。日军绝没有想到就在他们眼皮底下，抢粮小组能从他们嘴里把粮食抢运出来。这次行动成功后，指挥部立即组织了大规模的抢粮队伍，并很快发展到二沁大道和二沁大道两边的各个村镇，大约有5500余人参加了抢粮斗争，在20天左右的时间里，共抢出7400余石粮食。沁源城内北街有位妇女郭效兰，连续几次摸回家，背出了八石粮食。另一个崔家寡妇，一次竟摸到城北街镇武楼日军哨兵附近，把敌人装好的五斗小麦也扛了出来。

参加者胆子越来越大，“抢粮运动”又逐渐发展成为“劫敌运动”。人们先是回家背自己埋藏的粮食，后来就摸进敌人的据点，拿敌人的东西。有一个双腿残废的退伍军人，一天夜里爬进了敌人的马棚，趁马夫鼾声大作，拉了一匹马悄悄爬了出来。等敌人发觉时，他已骑上马扬长而去。一位叫史载辕的民兵摸进据点，把敌人一箱子弹也扛出来了。交口据点的敌人共有八副水桶，日军每天逼着伪警备队（主要从沁源以外各县征募而来）到沁河边挑水，被我预伏的民兵神枪手先后狙杀并抢走六副水桶，最后仅剩两副；因挑回的水太少，日军曾逼着警备队喝马尿应急。有的据点的伪军，找不到碾子磨盘，只好吃麦粒子。伪山西《新民日报》特派员董长庚随日军到沁源，在其所采写的通讯里记述日军当时的处境：“沁源城内人烟稀少，暗无天日，望之全城各处无一点活气……”

4月19日夜，在围困斗争指挥部指挥下，1200余人强袭沁源城关据点，以“秘密、突然、快速，只强击不硬拼”的战术，抢救出被日军抓捕的180余名群众。战斗中除杀伤日伪军一部，缴获部分武器弹药和若干刺杀护具等军需物资外，还烧毁仓库粮台4座，草料场3处，捣毁敌医院一所。此次大规模强袭县城，对敌我双方心理影响极大，就连被日军裹胁在城内的几个老年士绅也乘乱逃出城来。

冬去春来，进入播种季节，群众焦心无法下种，一时人心惶惶。这时太岳区党委提出了“劳武结合，游击生产”的号召，指挥部组织起了抢耕队、抢种队。白天在距离敌据点较远的地里耕种，夜晚潜入敌据点附近地里耕种。有时被碉堡上的敌人发现了，部队和民兵在前面乒乓打枪掩护，老百姓在后面仍扶犁摇鞭，不慌不忙地耕种。昼夜轮番抢耕，终于在枪炮声中把所能耕种的土地全部耕种上了玉米和高粱。

进入夏季小麦成熟时节，敌人从外地拉来大批民夫抢收，指挥部又组织部队和民兵，以抢收对付抢收。白天敌人抢收时，我方四处打冷枪，闹得敌人六神不宁。待敌把麦子割好捆好，我方突然发起攻击。敌人拉来的民夫听到枪声一哄而散，趁着天黑，我方抢收队即全部出动，将敌人收割的麦子搬完。

在1943年夏季武装抢收运动中，共抢收小麦15000余石；加上对日军据点的抢粮斗争，夺回了大批粮食，解决了军民吃粮问题。此外，又组织商人到晋南洪洞、霍县（今霍州市）等地贩运棉花、布匹及其他物资，解决了群众的衣食问题；组织民间医生开办简易诊所和药铺，给群众看病吃药，克服了重重困难，为长期围困日军奠定了物质基础和精神信念。

1943年7月16日，太岳军区司令员陈赓在日记中记下了沁源围困斗争的意义：“……密切了党群关系、军民关系，锻炼了党，锻炼了干部和群众，团结了各阶层；提高了民族觉悟，发挥了民族气节。”陈赓特别提到，围困沁源是敌我双方顽强斗争的比赛，“谁是最后的顽强者，谁就是最后的胜利者”；“只要我们善于领导，群众是不会离开我们的”。

日军哀叹：“过了圣佛岭，进入鬼门关”

在应对我抢粮劫敌斗争中，日伪军奔忙十天半月，所抢得的粮食还不够民夫和伤兵吃，只能寄望于从外面运来大米、罐头救急。但是，这一点希望也渐渐破灭了。

在抢粮劫敌运动之后，指挥部把全县民兵编成12个“轮战队”，分成战斗、训练、生产三个班，保证作战生产两不误。第38团则抽调大批战斗骨干，带领民兵轮战队在日军的补给线——二沁大道上，展开大规模的地雷破击战。在第38团第3连连长胡尚礼等指挥下，由民兵队长李德昌带领的官军村民兵平均每两天要去埋雷一次，无论是大道、河滩、山口、小路，到处布设了地雷，埋设方式虚虚实实、真假莫测，不断炸伤日军。在短短20公里的运输补给线上，日军要边搜索边前进，往往一天时间才能到达。日军为此哀叹：“过了圣佛岭，进入鬼门关，如若死不了，就是活神仙。”日军给养时时中断，伤亡日益增多，粮食运不进来，只好杀马充饥；伪军无马可杀，只能啃马骨头煮马皮，战斗力日趋衰退。

最后日军全部龟缩，退到沁源县城西草坡上下的两座碉堡和一排窑洞里。在城西的一块石头上，敌军士兵曾写下这样流露出厌战思想的诗句：“日往红波夜，身在圪针窠。望虎深山虎不在，大城大乡无人烟！”

采访时，沁源县史志办原主任、现任县旅游局局长郭天印向记者解释：诗句中的“红波夜”，应指被炮火映红的夜空。圪梁，说的是沁河河谷两岸起伏不大却连绵不尽的山头，虽然不够险峻，但却极适合民兵老虎们与敌人打圈“转山头”。圪针，说的是山上随处可见的酸枣刺，冬天干枯后一蓬蓬地砍下来，铺在二沁大道上或干脆堵在日军据点门口，效果不亚于铁蒺藜。而圪糁，说的则是玉米（当地称玉茭）磨成的粗碴子，它是沁源最主要的口粮。在“抢粮运动”中，有位能干的农妇劫得一袋玉茭棒子，扛着返回的途中就搓成了颗粒，又找到磨盘碾成碴子，第二天早晨全家的早饭就有了着落……山河抗战，风物不屈。沁源的山川草木，都因了人的意志的点化而成为抗争的武器。

日军被“逼”出沁源城

1943年3、4月，对日军的最后围攻开始，参战民兵达4000余人。爆炸队首先将4000多颗石雷布满了城关、交口日军据点周围和二沁大道，形成了多层地雷阵，完全断绝了日军的外援。民兵白天在山头烧狼烟、吹号角、敲锣鼓，黑夜则打冷枪袭击日军。

日军惶惶不可终日，被迫从3月24日至29日每天组织突围，但均遭击退。从4月1日起，日军整整8天闭门不出，第9天再次拼死突围，但仅跑出不足十里就触响60颗地雷，死伤30余人。当日，由沁县来接应的日军1000余人，也在二沁大道上触雷90余颗，遭受重大伤亡。4月10日夜，日军以小股部队向西、南两个方向佯攻，11日拂晓，在沁县日军的接应下沿二沁大道东逃。第38团主力部队和民兵沿途奋力阻击，打死打伤日军300余人，日军狼狈不堪地走山道逃出了沁源县境。

自此，沁源围困战胜利结束。抗战史上一个经典战例也永载史册：8万没有任何重武器的沁源人，以一场永不妥协的围困和艰苦卓绝的坚忍，以883天内2730余次大小战斗，毙伤日伪军4200余人，并最终迫使侵略军逃离沁源。

沁源军民围困日军的斗争，曾受到党中央的表扬，受到八路军总参谋长叶剑英的赞誉。延安《解放日报》曾发表题为《向沁源军民致敬》的社论，称赞“模范的沁源，坚强不屈的沁源，是太岳抗日民主根据地的一面旗帜，是敌后抗战中的模范典型之一”，“放出了万丈光芒的异彩”。1945年4月，孙炳文给时任中共绥德地委书记兼绥（德）米（脂）警备区和独立第一旅政委习仲勋当警卫员，随卫首长到延安枣园开会，偶遇毛泽东主席。当知道孙炳文是沁源人时，毛主席脱口而出：“好啊！沁源人， 英雄的人民，英雄的城！” 本版供图/余戈

本文作者余戈

1968年7月出生，1994年调入解放军出版社，现为《军营文化天地》副主编。2000年起，业余时间收藏抗战文物、研究抗战史。进行“微观战史”的写作。著有《1944：松山战役笔记》、《腾冲之围 》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