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岁囚徒被赦免的后半生

原标题：百岁囚徒被赦免的后半生

于文瑞从没想过自己能活着从监狱中出去。

1975年，新中国成立之后第7次特赦。同年9月，毛泽东批示释放以历史罪判刑关押改造和刑满留在劳动改造单位就业的原国民党县团以上党政军特人员。于文瑞以“原国民党县团级党政人员”身份被宽大释放。

那一年，于文瑞59岁。

40年后，已年近百岁的他回忆起当时的心情时说：“像鸟儿一样，飞起来了。”

那天是“最快乐的日子”

于文瑞1916年出生于石家庄井陉。1936年，于河北保定培德中学毕业时，全国正掀起抵制日货、反对“何梅协定”、“广田三原则”、“华北自治”等爱国运动，他在学生运动的感召下，投考中央宪兵学校宪兵教导团，后又保送至重庆中央警官学校特科警官班第三期学习。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时，他时任国民革命军湖南芷江宪兵第十团第二营第四连中尉排长，随后赴南京参加中国站区日本投降签字仪式。在1949年3月的解放战争中，于文瑞被俘，1950年释放后还乡务农。1958年，因“反革命”罪被捕入狱。

1975年3月19日，根据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决定特赦释放全部在押战争罪犯，并给予公民权。同年9月，毛泽东批示释放以历史罪判刑关押改造和刑满留在劳动改造单位就业的原国民党县团以上党政军特人员，并宣布摘掉反革命分子的“帽子”，给予公民权。

于文瑞因此被宽大释放。

“当时高兴得不得了，不知道怎么样好，这么多年终于成为一个真正的‘人’，一个中国的人民。”于文瑞说，“非常感谢政府的宽大处理，要不然，我们永远没有出头之日。”说到这儿，少有肢体动作的他，竖起大拇指，把手抬到齐头高。

1958年，42岁的于文瑞因“反革命”罪入狱，被判处有期徒刑17年，附加刑10年，共27年。判刑那一天，他给自己算了算，要将近70岁才能出去，心想“自己这一辈子出不去监狱了”，“什么希望都没有了”。

“是在人生的岔路口上走错了。”于文瑞曾在日后的随笔中慨叹道。在他的记忆中，女婿曾来监狱看过他两次，“还有人看得起我”，这是于文瑞在表达感激时常常会说的话。因为原“国民党”的身份，他觉得自己还能得到这些温暖，着实让他觉得“感激、愧疚和羞赧”。

17年的服刑生活，在每天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中度过，形势严峻时，还会被送上批斗大会的审判台。虽然他常以“既来之，则安之”、“听天由命”来慰藉自己，但心里“还是想当一个‘人’，不愿老是这样子”。

1975年，当得知自己即将被释放的消息时，于文瑞哭了。他回忆说，那天是“最快乐的日子”。

都来看我这个罪犯什么样子

“把所有一切不愉快的事都忘掉，脑子里面完全是快乐”。释放当天，59岁的于文瑞换上国家给他发放的一身新衣服，“这就算是监狱生活告一段落了。”他想，也许一切都将重新开始了。接下来，他将到被分配好的石家庄国棉五厂（以下简称“棉五”）工作，成为一名工人。

于文瑞还清楚地记得第一天到“棉五”上班时的情景：“我成了一个‘宝贝’，每个人都来看我，看我这个罪犯是个什么样子。心里面非常难受，觉得害臊，不好意思。”他一时难以适应，觉得在大家面前没有脸面。虽然他当时可以选择回家养老，但他认为自己身体尚好，愿意出来工作。“过去是个罪人，现在有工作给我，还是尽量给国家干点事情，来赎罪。”说到“赎罪”时，于文瑞加重了语气。

在“棉五”的工作很简单，“擦棉花杠上的那个圈，没有什么技术含量的，擦干净就可以。”于文瑞有点不好意思地说，“叫我闲着我也闲不住，我也想干点活。”“努力工作”对他而言，几乎是当时唯一可以抓得住的通往“新生活”的途径。

6年零8个月后，于文瑞从“棉五”退休。“政府给我分了房子，也有了生活保障，退休后各方面的待遇，都和工人一样。”对这一切，他深表感激，说自己“什么都有了”。他从不和人说起自己心里始终在惦念的事，只告诉别人“一切都好”。直到有一天，他发出的那份寻人启事有了回音，身边的人才察觉到他心中的那份不平静。

“掉到了台湾和大陆之间”

他一动不动地坐在墙边的椅子上，身体向前佝偻着。上午10点钟的光线笼罩着整个房间，像是和他一起陷入了沉思。这是于文瑞现在的家，“棉五”宿舍区一楼的一个老单元房。客厅里摆放着一张单人床和电脑，那是他外孙女王凤霞的，36年来，她一直陪在于文瑞身边，照顾他的生活起居。除了她之外，他的身边再没有别的亲人了。

很长时间以来，这个地方更像是他的“避难所”。因为曾经入狱的经历他觉得自己脸上无光，于文瑞很少出去走，大多数的时间都是待在家里面。“冬天阳光好的时候，外头会坐好多老头晒太阳，他也不出去。好像这么多年，已经养成了这个习惯，那么久一直一个人。”王凤霞说。在几年前，于文瑞偶尔会和她提起自己内心的孤单，但现在越来越少说了。“就这样养老算了。”于文瑞说。王凤霞在一旁笑，说：“别啊，还得去台湾找你的儿子闺女，还有以前的媳妇呢！”于文瑞没吱声。

在王凤霞的记忆中，于文瑞有过一段去“寻家”的经历。“他在美国的华人报上登了寻人启事，然后被他女儿的同学看到了，剪下来寄回台湾，他原来的妻子一看就知道是他，于是写了一封亲笔信，他一看就知道那是妻子的笔体。”王凤霞回忆说，那是1989年，自1949年3月分别，他与妻孩已失去联系40年。虽然妻子已经在台湾再嫁，但他还是十分渴望去看看她们。在1991年到1997年间，于文瑞曾3次往返台湾和大陆。“那时他说趁着自己还能跑，就去那边待待。”王凤霞说。

然而，于文瑞并没有在台湾找寻到自己的家。“妻子另栖，儿女婚嫁，面面相觑，结舌瞠目，无言以对。儿孙讶异地瞅着我……大有‘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之悲慨。触目伤怀，悲从中来——我这一辈子！”于文瑞在日记中写道。他觉得自己像是“掉到了台湾和大陆之间”，自己的人生也不知道究竟要飘到哪里去。他返回大陆，继续过自己一个人的生活，和台湾亲人的联络也渐渐疏少。

“以前愿意有个家，但是不可能了。现在上了年纪，没有那个想法了，没用了。”于文瑞说。“有时候会觉得孤单，好像没有亲人一样，没有儿女在身边，感觉空荡荡的。但是时间长了也就好了，习惯了。看看书，看看报，就过去了。”

今年的3月21日，是于文瑞99岁的生日。王凤霞偷偷为他准备了一个生日宴会，邀请了台湾的亲人过来。直到生日前一天，她才把这个事情告诉于文瑞。“我跟他们说今年是你100岁（虚岁）的生日，我邀请了姨妈她们过来，他说：‘啊！你这样干的？！’”王凤霞笑着说。她觉得虽然他看上去好像有点生气，但是见到他们，他心里面还是高兴。

生日宴上，五代儿孙，一代代跪下来给他磕头祝寿，他坐在椅子上，看上去像个不知所措的小孩子。主持人让他给儿孙们讲几句话，他说：“哎呀，我有什么可讲的，我能活到这么大岁数，还要感谢共产党。”

台下的儿孙们都笑了，他哭了。

戎装照见证日军投降签字

于文瑞抱着一幅照片坐在沙发上，关爱老兵协会的志愿者正在他对面支起三脚架为他拍摄照片。装在金色相框中的照片几乎完全挡住了他的上半身，只露出脑袋。照片中的他29岁，一身戎装，头戴钢盔，腰间别着手枪，身体微侧，神情恰似抗战老片中那些英勇奋战、意气风发的英雄角色。

这张照片拍摄的日期是1945年9月9日。那一天，中国战区日军投降签字仪式在南京黄埔路陆军总司令部前进指挥所举行，于文瑞是受降式签字台入口处的宪兵，见证了签字仪式的全过程。仪式结束后，他难以平复激动的心情，穿着受降仪式上的那身特制的服装，跑到南京总统府对面的“皇家照相馆”拍了这张照片。

这张照片，定格了他一生中最骄傲的时刻。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21日，日本陆军少将今井武夫飞抵湖南芷江洽谈投降事宜。那时，于文瑞所在的宪兵队正驻扎在芷江。

在他的记忆中，“斯日，天空湛蓝，万里无云，大约十时许，我方起飞五架战斗机，前后左右监视着一架尾巴上拖着一条长长的白色缎带的飞机，从芷江天空飞过。”坐在那条拖着白色缎带的飞机中的人就是今井武夫。人们纷纷涌向街道上，庆祝日本投降。而那一刻，他还没有想到，自己将在19天后站在中国战区日军投降签字仪式的签到口处。

关于“日本受降签字仪式入口处的宪兵”的事，于文瑞已经被采访过许多次，在讲到自己怎样被选中去参加受降签字仪式时，于文瑞经常会说道：这不是一般的任务，因为日本投降的状况还不明朗，所以要选择机动性强、能力强的人去。这次采访中，于文瑞再次讲到这些，在一旁做饭的外孙女王凤霞打趣说：“别人当选都说不知道为什么自己就被选上了，但他非得讲个明白。”在她的印象中，这是于文瑞为数不多的有点“小得意”的时候。

于文瑞说，自己这一生没有做过一件成功的事，而唯一一件能让他感到骄傲的，就是参加日本投降式。

“我们坐飞机到了南京，参加日本投降仪式。当时觉得打败日本人很了不起，非常的骄傲，趾高气扬。所以照了这个相，做个纪念，是我们的骄傲。”于文瑞说。他再次“竖起大拇指”，用力地比划了几下。

志愿者走向前去，将戴在于文瑞身上的那枚抗战老兵徽章扶正，这是南京一家民间纪念馆送给他的，上面有个象征胜利的V字形标志。“老爷子，看这里！”正在为他拍照的志愿者说。于文瑞小心翼翼地怀抱着那张70年前的照片，抬起头，看着镜头。

寻梦

在整间屋子采光最好的窗檐下，摆着于文瑞的一张旧书桌。从这扇窗口，可以望见对面平房潮湿斑驳的红砖墙，还有那些偶尔从小巷中穿过的同样上了年纪的邻里。

于文瑞不在意窗外的风景，他唯一在意的是窗下的那本书。书的边角已经磨圆，泛黄的书皮上是一个人望向远方的简笔画，左上方印着书名《寻梦》。

《寻梦》是于文瑞自己给自己出的书，没有书号，是他早些年自费印刷的。里面辑录了他在特赦出狱后写的随笔、日记、读书札记，以及一些老照片。这不是回忆录吗？他说，“是平常写的日记、过去的生活，想起来就写，后来就印成一本书，没有什么讲究啦。”翻开书，扉页上有很多用蓝色圆珠笔写下的“读后感”，是于文瑞的笔体，这是他从各处誊抄过来的。在其中一则“读后感”中，他被比喻为“难不倒的一盏灯”，于文瑞在这几个字下，标上了“着重号”。

正文的第一页，他这样写道：“素描我，（是）在生命的苦难中，唯一能安妥我破碎的灵魂（的方式）。”他试图借用一本书的形式，从出生开始追寻自己的人生轨迹，将一路上那些流离的片段拼凑起来。

在释放后的40年中，于文瑞几乎从不和人主动讲起这些经历，他更愿意把它们写在纸上。“他都没有和我们说过这些，都是这些年，你们来了问，我才知道。”王凤霞说，“可能他觉得自己是个国民党员，没有给后代留下什么好的吧。过去有几个爱写毛笔字的，或是爱写文章的人经常来交流，现在他们也都不在了。他写的那个书，送给过他们，其他人不随便送的，他不愿意让每个人都知道他的历史。”

出狱之后，因为以前的经历，于文瑞有一段时间不敢再写日记，“写在上面的东西被人们看到不好，自己给自己找麻烦。”他说，“现在没有什么‘真正的朋友’，可以私人交往的朋友没有了。现在不要得罪人，让生活很平安，很稳定，别的什么想法都没有了。”

相比希冀于现实，更多的时候他会选择沉浸在自己的书中。从前言到后面的内文，《寻梦》几乎每页都有他修改的笔迹，他想，后面如果还有时间，就把它再整理整理，重新印一印。这是他目前唯一一件想去做的事。

在《寻梦》中，也常常能看到于文瑞写的心灵小品，比如在《希望的梦》这篇中他写道：“所有的梦都忘了，唯有希望的梦在我面前。希望牵引着我的灵魂向上。”

本版文/见习记者 计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