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一生也走不出燕园的秋水长天

原标题：用一生也走不出燕园的秋水长天

夏自强先生1951年在燕京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1952年调入北京大学，曾任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教育部高教一司司长，退休后长期担任燕京大学校友会常务副会长。其遗著《一生的燕园》近日出版，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夏晓虹是夏自强先生的外甥女，她专门向夏先生的友人、后辈约稿，组成本期纪念专版。

燕大之宝

◎刘文兰（燕京大学校友会副会长） 蔡次明

在夏自强学长逝世一周年之际，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生的燕园》一书。这本三十多万字的著作不仅饱含了自强对燕京大学的深情厚谊，也是人们全面认识燕京大学校史、教育理念、办学特色和杰出人物的一本力作。

自强和我们同期在燕京大学学习和工作，他在新中国成立前积极参加反美反蒋的进步学生运动，学习努力，对同学诚恳、友善，深得同学们的喜爱和尊重，同学们都称他为“夏宝”。现在夏宝先于我们离世。回忆自强的一生，他对燕大校训“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身体力行，确实不愧为“燕大之宝”。

自强自1951年从燕大毕业后留校工作，从事教学和教学行政工作多年。1982年调到教育部，担任高教一司副司长、司长。离休后，他怀着挥之不去的燕京情怀，积极参与燕大校友会领导工作，担任常务副会长。他和燕大校友们一起，坚持以燕大精神和教育理念延续燕京的教育事业，做了大量的工作。

燕大北京校友会和北大分校合办的燕京研究院于1993年由北京市高教局批准成立，雷洁琼教授担任董事会董事长，中国科学院院士侯仁之教授担任院长，自强任第一副院长。在雷、侯两位老前辈领导下，他积极推动燕京研究院和美国国际科技教育服务机构合作，组建燕京研究院国际部，成立了英语、商贸、食品科学、计算机科学、西方文化与宗教研究五个研究所。

通过和美方的合作，从美国和加拿大引进了十多位高水平的英语、计算机和食品科学专家，以充实师资队伍，举办了北京市高校英语师资培训班，并和北京大学等高校联合培养了十多名计算机、英语和食品科学的研究生，成功举办了“当代食品工业发展趋势”、“西方文学与基督教”、“当代计算机前沿课题与市场趋势”等国际学术研讨会。

在自强和原燕大老教授的积极倡议下，1992年10月，燕京研究院侯仁之院长主持召开了关于重新出版《燕京学报》的讨论会。自强在会上提出了八点意见，以及学报办刊方针要以提高为主，以高标准取胜，做到“学风严谨，材料扎实，文字流畅，具有创见”。新《燕京学报》在海内外学者和校友的大力支持下，几年内共出版了30期，受到学术界的好评。

自强也积极倡导燕京研究院编辑出版《燕京大学人物志》。他认为，燕大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虽然只办了33年，毕业学生近万名，规模不算大，但人才辈出，绝大多数燕京人都能“服务同群，为国尽忠”。在不同年代、不同岗位上，为祖国做出了各自应有的贡献。在许多老学长的大力支持下，《燕京大学人物志》两辑先后出版，自强任该书副主编，并参加编写组工作。他在第一辑中发表了《燕京大学概述》一文，以翔实的史料，论述燕大原是一个美国教会在中国创办的高等学府，如何适应中国的时局演变，促使教会学校进一步世俗化。在司徒雷登校长主持下，力促燕大彻底“中国化”与“国际化”，发展新兴学科，努力提高教学质量，提高学术水平，成为现在中国最有用的学校。

燕大建校虽仅33年，消失也已有60多年，为什么至今仍然是中国教育史上一座不可磨灭的丰碑？这绝不是因为燕园的湖光塔影风景依旧，关键是成功的教育培育了杰出的人才。燕京大学可以消失，但它所造就的国家栋梁是国之瑰宝，他们的精湛学术、优秀品质、善良人性会永久地、世世代代地传下去。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燕京精神永存。

自强是燕京的一分子。燕京培育了自强，燕园精神伴随了自强的一生，也见证了他的一生，他对燕京的爱至死不渝。《一生的燕园》一书，也对我们了解燕大在中国高等教育中的历史地位、历史贡献，以及它的办学特色、教学经验都有重要的价值。

夏自强叔叔的历史使命感

◎周启锐（周一良先生之子）

燕京大学作为教会学校，只存在了33年，但却像流星一样划破夜空。它培养出大批有用之才，按时间、数量比来算，当处那一时期的领先地位。

我父母都出自燕京，在那里受到极好的全方位教育。儿时在家经常听他们讲起老燕京的人和事。如今郑必俊阿姨寄送的《一生的燕园》这本书，使我从过去耳熟或略知一二变成知其详，知其真相，我迫不及待地读完它而大开眼界。

这里仅举几例：

家父母经常提起陈梦家（著名考古学家，“文革”中被迫害致死）和赵萝蕤夫妇，非常看重他们，我却不知赵是著名神学家、燕京大学教授、神学院院长赵紫宸的女儿，因那些年“无神论者”将神学回避掉了，天才的女儿本是燕京大学西语系教授、系主任，也因政治的种种原因被边缘化。家母病危的时候，她突然出现在母亲床头。她大我母亲两岁，满头花白发密密实实，梳理得整整齐齐，五官精致而大气，气质非凡，说话极具亲和力，书卷气中带着洒脱和干练。这次看到她的履历和学术成就，真是大器早成的才女，可惜院系调整后没有得到应有的发挥。

另一位西语系教授俞大姻先生，是著名化学家曾昭抡之妻，也是我家在燕东园的老邻居。她自己无子女，但特别喜欢小孩，父母常带我去她家做客。她讲话低声细语，十分稳健。燕东园有小汽车的只有翦伯赞（历史系教授）和曾昭抡（教育部副部长）两家，而这两对夫妇均在“文革”中罹难。

哲学系洪谦教授更是我家近邻，其子洪元硕后为国安队夺冠的总教练，近来被授予“国安足球发展功勋人物”。我们从小一起在园内小操场踢球，洪伯伯常拄着拐棍，在一旁笑立而观。瘦高的个子，在外形上和陈岱孙教授有一拼。现得知他是维也纳学派在东方的唯一传人。

那陈芳芝先生，原是燕京大学政治系教授、主任，我国著名国际法专家，可对我来说一直是个神秘人物。“文革”中被赶到燕东园，屈居斗室，甚是悲惨。只听说大字报对她有种种揭发，殊不知她全家都在香港，个人毅然来到内地。在燕京大学学习时，是“金钥匙”得主；1939年在美国获博士学位。她不顾导师盛情挽留，毅然回到烽火连天的北平燕京大学任教，以一腔热血，拳拳报国之心，一生从事学术研究，最后骨灰撒在长城以北。而再看燕大高材生、陈芳芝教授的高足林孟熹先生的传奇经历，乃是那个特殊年代的特殊经历，更体现出燕京人的人格魅力。

综观燕京精英们所以能有如此学术成就和为人德操，实与燕大的教育息息相关。燕大的中西合璧，摈封建之糟粕，引世界之精华，正是“五四”以后中国现代教育的新趋向。夏自强叔叔在书中援引钱穆先生的评价说：“燕大上课，学生最服从，绝不缺课，勤笔记。清华亦无缺课，然笔记则不如燕大之勤。北大最自由，选读此课者可不上堂，而课外来旁听者又特多。燕大在课外之师生集会则最多。北大最少，师生间仅有私人接触，无团体交际。清华又居两校间。”（见本书156页）研究者也发现：“燕大对新生入学要求比较严，1937年以前，录取新生和报考人数的比例一直保持1比6左右。”（见本书14页）“教师与学生比例一直很低。在稳定发展的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宁可在其他方面节约开支，也基本保持1比3的师生比……”（见本书13页）无怪乎无论是在教会学校之间横向比较，还是与北大、清华纵向比较，燕大都是佼佼者。

这要归结为校方卓有成效的领导。司徒雷登自不必说了，近年为他恢复名誉的文章不少，同时，中国校长陆志韦也是功不可没。他呕心沥血，在制定大政方针、筹措经费、保护学生、推动教学与学术研究诸多方面堪称典范。燕大在短短33年中，为新中国培养出43名中科院院士，11名工程院院士，其中有4名为双院士，还有一批文科资深教授。然而陆校长在“三反”运动中却受到不应有的批判，不公正的对待，晚年发配干校时已近乎老年痴呆，他和夫人在1969年和1970年先后无助、凄凉地逝世。（见本书95页）

往事并不如烟，燕大和燕京人的这段历史将永载史册。而夏叔叔的遗著《一生的燕园》，全书都贯穿着这一强烈的使命感。这是一本史料扎实的著作，也是一本为还历史以本来面目、铭记燕大历史而大声疾呼的力作。

口述中的燕京传统

◎陆胤（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2013年10月，我通过导师夏晓虹教授提供的联系方式，打通了夏自强先生家的电话，询问是否可接受采访。当时已得知夏老在病中，得看病情控制的情况决定。十分有幸的是，当年12月5日，我们的工作人员终于得以登门拜访。夏老当日已是病重，却仍谈笑自如，讲起在燕园的种种青春往事，整个采访过程持续了半个多小时。孰料此后不久，夏先生的病情便急转直下，并于次年5月病逝。我们录制的采访经过，成了他最后的影像资料之一。而夏先生的去世，更提醒我们推进“燕京大学校友口述史”项目的急迫性。

正如夏先生遗文集的标题《一生的燕园》所提示的，燕园风物象征着燕京大学三十三年的历史。这不仅是一部校史，更是近代中国艰难历程的见证，也是生于斯长于斯学于斯的许多人物生命精魂的凝结和归宿。生命因为记忆而有延续性，为燕园情结所萦绕的许多“一生”，既需要像夏老参与主编《燕京大学人物志》那样的群像呈现，也不妨以个性化的多元记忆为单位来贮存。寻找并采访燕大老人，以人物切身体验为入口，还原记忆中的学园，不失为回溯燕大历史的一种重要方式。

我所服务的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在2013年成立“燕京中心”，致力于搜集和研究燕京大学的相关史料。中心成立以来的一项主要工作，就是采录燕大老人的“口述史”。2013年秋至2014年间，我们共采访了近20位燕京大学校友。夏自强先生便是其中之一。

在此之前，早已有多位国内外学者从事过燕大人物的口述史工作。其中最显著的成果，当属陈毓贤女士采访晚年洪业（煨莲）而撰成的《洪业传》一书。与三十年前陈女士面临的状况有所不同，目前最年轻的燕大学生都已年逾八旬，我们采录燕大口述史，带有“抢救性发掘”的迫切。同样由于年龄的关系，采访对象更由当年的教师为主转变为以学生为主，使得口述的重点有所转移。现在的受采访者基本上是在抗战胜利北平复校后入学（即45学号以下），他们的讲述多半聚焦于1949年前后的政治活动、北平解放、院系调整等事件，与早年那些侧重学科建设的口述有所区别。

就目前已整理的采访记录来看，学生运动、地下党活动等革命经历，仍是燕大老人口述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已是主流论述，但其中的一些细节，仍可为我们所熟稔的革命史叙述带来更丰厚的血肉。如46学号的康奉（陈树普）老人，说起彼时燕大校园风气，便与今日所谓“民国范”的想象迥然不同：学生是激进复激进，他从师大转到清华，再转到燕大，都是地下党安排。地下党也重视学习成绩，因为成绩差会被教授瞧不起，会影响统战工作，在学生中也无威信，所以一旦考砸，都要在地下党支部作检讨。

又如新闻系1947级的洪一龙老人，虽未加入地下党，却对当时国民经济状况的恶化有切身体会。他提到1947、48年前后，燕大学生为抵消法币贬值，设立“自助银行”。办法是与海淀某粮店达成协议：学生存入多少法币，即换算为多少斤面粉，登入存折，银行即将此金额购面粉若干存储保值。待提取时，将折上粮食斤数换算为法币，便可取出与存入时同等购买力的现金。往往提取金额为存入金额的数十倍。

采访这些老人的时候，电视里正在放着反映新中国成立前夕地下党活动的谍战片《北平无战事》，同样是以“燕京大学”为虚构的舞台。而当事人回忆中的斗争场景，却与电视剧剧情的紧张或浪漫都格格不入。

应该指出的是，从传统的“史料真实性”角度讲，与第一手的档案记录相比，口述材料出自后设的主观记忆，且讲述者对于口述中涉及的人物、事件（尤其对于已经过世、不再能发言的人物）具有绝对的话语优势，口述采访的原始记录往往不是合格的史料。将口述记录上升为可以凭信的史料，需要结合已有的书面材料和其他口述材料，经过严格的纠错、考补、旁证等程序。由于被采访人年事已高，许多记忆经常前后交错而难以还原到具体的时间点。一位先后就读燕大和西南联大的老人，把许多联大记忆嫁接到了燕大名下，在采访结束时，更把我当成了联大校友会的工作人员。

与此同时，怎样在受到后设立场限制的主流视角之外，发掘被掩盖的真实，更是燕大口述史面临的挑战。在燕大的校史叙述中，存在着两种主流的观点：一是强调燕大的世俗化，宗教色彩逐渐淡出，“团契”等宗教团体形式被改造；二是惋惜燕大在1952年被撤销，使得燕大的教育传统被斩断。这些观点当然得到了大量原始史料和当事人叙述的支撑。然而，我们在进行采访的记录中，也不乏对这两种观点的补充。

1941年进入燕大新闻系的张澍智老人，是我们采访到级数最高的燕大校友。她笃信基督教，入校三个月即遭遇太平洋战争爆发，燕大封校，一路颠沛流离，行乞至成都燕大继续学业，延至1948年才毕业。她最念兹在兹之事，是1942年封校遣散之际，教心理学大课的美国教授夏仁德（Dr.Randolph C. Sailor）帮她担行李送至西校门。那满头汗珠的高大身影，七十余年后犹在目前。而一生最难以释怀之事，则是1948年行将毕业之时，正值反饥饿运动罢课高潮，她一人去上课，脚着高跟鞋，手持书本，经过西门内草坪时，遭左翼学生指责，至今思之，仍觉“羞耻”。张澍智老人一生饱经磨难，她强调正是在燕大所培养的基督信仰，成为她生命的支撑。可知燕大的宗教教育，于部分学生的人生信仰，仍有潜移默化之功；而那些大历史叙述所掩盖的个人感受，更是口述史的魅力所在。

又如关于1952年院系调整、燕大被撤销的细节，庄守经老人（48学号化工系，后任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的观点非常特别。他指出燕大的“结束”既受制政治大环境的变化，更由多种偶然因素促成，未必是遗憾；“新北大”继承燕京的遗产，不仅有燕园的建筑，还包括上世纪50年代初燕京大学的行政、后勤系统；正是凭借着“新北大”在新中国的特殊地位，燕大的校园建筑、部分人员和教学传统得到了保存，而三十三年的老燕大也成为一个“完美的永恒”。

通过对这些老人的采访，我深切感受到每个燕大人心中都各自有一“燕大”，未必都能和历史中那个“燕大”严丝合缝地对接。仅从史料的“真实性”来分析、解读这些口述材料，往往不能充分释放其中的信息，但若我们能将“真实”的范围扩大，将记忆所附带的立场、观点、姿态、情感甚至错误、混乱、颠倒也视作一种当下的“真实”，则“口述史”的价值会更加完整，从中体现的燕京生命，也将更为丰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