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大赦

原标题：历史上的大赦

嘉庆四年大赦天下的诏书

统筹：李素灵 撰文：赖晨

历史上

的大赦

近日，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了主席特赦令，根据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特赦部分服刑罪犯的决定”，对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四类服刑罪犯实行特赦。这是时隔40年中国再次实行特赦。

大赦与特赦，古今中外都有先例。在我国古代，出于济法律之穷、启发社会善性、协调上下关系等目的，每逢太平盛世大庆时，君王都会大赦天下。

司刺三宥赦

赦骊山之徒 赦免制兴盛

有记载的“赦”可以上溯到周朝。《周礼》中记载“司刺”这官职的功能时，提到“掌三刺三宥三赦之法”。所谓“三宥”就是对于“不识”（无辨别能力）、“过失”（疏忽大意）、“遗忘”这三种情况的犯罪，按照“三宥”原则实行宽大处理。所谓“三赦”，就是“赦幼弱，赦老旄，赦蠢愚”，就是对小孩子、70岁以上的老年人以及智力有缺陷者犯罪，予以赦免，不进行处罚。

虽然这和后代的赦免还不太一样，但已有了雏形。

赦骊山之徒

先秦在战国晚期会不时赦免罪犯，比如昭襄王曾经四度赦免罪人，孝文王以及庄襄王在即位时也都赦免过罪人。可是这种做法在奉行严刑酷法治天下的秦始皇即位后，发生了极大转变，30多年从不一赦。

但凡事都有例外，公元前209年，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后，派兵数十万逼近首都咸阳。秦二世胡亥只好接受了大臣们的建议，宣布大赦天下，命章邯率被赦免的20万骊山刑徒讨伐叛军。

章邯认为，天下有不可用之将，而兵则皆可用。治军有道，懦夫可成为精兵。他从咸阳的兵器库中调集各种精良兵器，又从太仆属下征集大批军马，对获赦的20万骊山之徒进行编排集训，一支剽悍的大军迅速建立起来。

赦免制兴盛

汉朝的统治者们认为，秦的灭亡是因为其统治暴戾，于是赦免的应用空前“兴盛”。其赦免制度分为大赦、特赦、减赎三大类。

汉高祖刘邦为了巩固不太稳定的政权，在位期间就共实施过9次赦免。汉武帝曾赦免多达18次。到了西汉末期，汉昭帝登基之初就大赦天下，在位的13年间也赦免了7次，而汉元帝和汉哀帝赦免也有10次和4次。东汉时光武帝赦免次数竟然达到了19次；东汉末年时，时局动荡，赦令几乎是一年一次。桓、灵、献三帝，几乎无年不赦，甚至一年数赦，其意在实行赦免以求稳定，但结果赦免越多，国家越是混乱，最终陷入恶性循环的怪圈，于是“天下溃败决裂，不可挽回”。

汉朝的特赦制度也曾收到良好的效果。汉宣帝派龚遂为“盗贼并起”勃海郡（今河北沧州一带）的太守，皇帝问龚如何打击这些罪犯，龚遂回答说，渤海边远，得不到朝廷好处与教化，老百姓迫于饥寒，官吏又只知道打压，所以皇帝的赤子才盗用了皇帝的兵器舞弄起来。汉宣帝于是要求宰相暂时不要按照现行的法律条文处理渤海郡事情，许可龚遂暂时可以便宜行事。龚遂到任之后，实行大赦政策，既往不咎，开仓放粮，资助贫困。果然，百姓积极响应，放下武器，卖剑买牛。从此渤海的老百姓过上安定生活，龚遂也成为循吏的典型。

大规模赦免

两晋南北朝时期，战乱频繁、社会动荡不安，皇权常常受到威胁，为了维护统治，赦免制度就被推出来，甚至到了泛滥的地步。

司马炎在位26年间，前后大小赦免就有14次；而“八王之乱”时，晋惠帝短短17年间，进行了大小赦免28次，最多一年颁布了7次赦令。东晋皇帝一共颁布了83次赦令。南北朝诸国大多立国时间短，战乱时间多，一年多赦屡见不鲜。

“十恶”不赦

隋朝，国家的政治局面逐渐稳定下来，君王施行赦免的次数逐渐减少，大多数统治者对于赦免对象也开始审慎起来。隋文帝杨坚将“重罪十条”（即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和内乱）定为“十恶”，不予赦免。

不赦贪官

在唐朝，赦免制度日趋成熟，《唐律疏议》对此有细致的规定，如对责任年龄及能力问题、不得赦免问题、不得因赦免而免除的法律责任等问题，都有细致的法律条文。

对责任年龄及能力问题，《唐律疏议》规定：16岁以上未满70岁的人对一切犯罪行为承担刑事责任；70岁以上未满80岁、11岁以上未满16岁的人，以及白痴、哑巴、侏儒、一手或一腿折、盲一目的残疾者，仅在犯死罪及几类重要的犯罪时处以刑罚，其他收赎（出钱顶罪）；80岁以上未满90岁，8岁以上未满11岁，以及双目盲、两肢废、癫狂等笃疾者，犯谋反大逆、杀人等死罪可上请皇帝减轻处罚，犯强盗或窃盗以及杀人罪可以收赎，其他罪不承担刑事责任；90岁以上及未满8岁的人，不论犯何罪，都不承担刑事责任。

关于“不得赦免”，《唐律疏议》规定：必须予以严厉打击的重大犯罪行为，即使有大赦，仍然要处死或流放。如赦书还未颁布，私自打听得知，而故意犯罪的，因为其存在侥幸心理，为了避免助长罪恶，不论罪行大小，一概不赦免。恶逆、部属奴婢殴打、谋杀、强奸主人的，一律不予减免。犯有造畜蛊毒（害人巫术）、杀害尊长亲属，或者反对皇权的谋反、谋大逆的，因为其社会危害性极大，即使遇到赦免，也不能免除其刑罚，仍然要流放。

对于“不得因赦免而被免除的法律责任”，《唐律疏议》中规定，“同姓为婚”、“娶逃亡妇女”、“奴娶良人为妻”等行为都是违法行为，由此所缔结的婚姻关系不受法律保护，即使遇到赦免，也要强制判离婚。因为赦免只能起到免除刑罚的作用，而不能改变婚姻关系的性质。赦免后应离婚而不离婚的，必须从重处罚，“杖八十”；如果官府判决离婚而拒不离婚的，就要依照强奸或通奸的法律规定给予处罚。

值得一提的是，唐太宗在贞观四年、贞观九年两次下诏大赦天下，赦令中都特别申明：官吏枉法受财者不在赦免之列。之后唐宋诸朝历代赦令，亦都强调这一规定。

大赦施行多

到了开明的宋朝，天下大赦的频率相当之高，大概平均18个月，皇帝就要来一次大赦天下。所以，宋朝的徒刑，规定最高只有3年。

《水浒传》里的那些梁山好汉，一有了人命案，往往是选择出去避风头，然后老老实实地等天下大赦。实在不行，他们也会选择去吃官司，反正也坐不了几年牢。宋江杀了阎婆惜，后来要被刺配江州，父亲宋太公对他说，你现在到江州去，不要去做强盗，一年半载等到皇恩大赦下来，依旧回来父子团聚。

据《宋刑统》记载，宋朝的大赦虽多，但每一次都是郑重其事，要举行盛大的仪式，并夹杂有杂技表演，以吸引观看，让全国百姓都知道实行大赦了。仪式之后，各地驻首都办事处的官员都在等候取旨。办事处“各有递铺(驿站)腰铃黄旗者数人，俟宣赦讫，即先发太平州、万州、寿春府，取‘太平万寿’之语。以次俱发铃声，满道都人竞观”。这样，大赦信息很快就传遍全国，囚徒在天亮之前则全部离开监狱。

滥赦致亡国

元朝受儒家和佛教影响，其赦免十分频繁，平均两三年一次，赦免的理由也很多：或者是因为新帝登基，或者因为要举行重大典礼，或者因为出现了灾异，或者为了怀柔和招安，还有因举行宗教仪式而施行赦免的情况。不过元朝在立国之初是没有赦免制度的。

1229年，乘窝阔台即汗位之机，耶律楚材劝他实行赦免，得其同意，这是蒙古汗国施行赦免的开端。

元代经常因为办佛教仪式而释放重囚。元成宗时(1295年-1307年)，僧人借佛事为名，请求皇帝释放罪人，以此作为祈福的方式，称之为“秃鲁麻”。从此以后，僧侣举行宗教活动过后，肯定要释放重刑犯，于是奸恶之徒纷纷通过贿赂僧侣来求得赦免。“赦宥”在元代一度成了姑息养奸的同义词。

赦免泛滥的弊端很快就显露出来。元成宗大德十一年(1307年)，中书省提出：自元贞年间(1295年-1297年)以来，因为办佛事的缘故而释放有罪的人，条件掌握得过于宽松，所以有关部门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成宗以后，僧徒贪求不义之财，以办佛事为名庇佑罪犯已成为家常便饭。后来竟然出现“早上遇赦，晚上又犯罪被抓；上午出狱，晚上杀人；再三再四地犯罪，却没有一次被依法处理过”的现象。究其原因，就是因为有人包庇。

元代滥赦的直接后果是法度废弛，政府对于百姓的控制力极度下降，官府的腐败也日益滋生，最后元朝只存在了不到90年就灭亡了。

重典治乱世

明朝推行“重典治乱世”的原则，对于官民的犯罪行为，特别是危害封建统治的犯罪行为都予以严厉打击。因此明代的皇帝很少实行赦免，大约是平均5年多才来一次大赦。

“重典治乱世”的法制原则是朱元璋定下来的。为什么他选择用重典治国呢？一方面，他在总结元朝灭亡的教训时认识到，由于统治者的“宽纵”导致纲纪废弛、“不修法度”，这是元朝灭亡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明初的社会内外交困。蒙古残余势力在北方骚扰，倭寇在南方沿海作恶，大大小小的农民起义不时发生，为了争权夺利，统治阶级内部派系斗争激烈，同时社会上形形色色的犯罪活动也非常多，甚至达到了“前仆后继”的地步，正如朱元璋所言，“弃市之人的尸体还没挪走呢，要被杀头的人又来了”。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朱元璋决心重典治乱世。

朱元璋出身于社会底层，对官吏贪赃枉法、欺压平民十分痛恨，他也担心功臣宿将们在自己死后欺负孤儿寡母，夺走朱家江山，为此，其重典多用来对付官吏和权贵。但空前的高压和极权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相反会招致人们的反对，所以明朝也保留了赦免制度。据《明史》载，因郭桓案遭牵连而被处死的达到数万人，民间稍微有点资财的人家都因此而破败了。一时间民怨沸腾，不得已，朱元璋于同年八月下诏大赦天下。其后的胡惟庸、蓝玉两案也辗转牵连了不少人，朱元璋又特地下诏大赦。

赦免四特征

到了清朝，大赦越来越少，平均14年多才会大赦一次。而且清朝一般采取的大赦是打了折扣的，不是把罪犯的罪行全部赦免，而是给予普遍的减刑，清朝赦免制度有四个特征：

其一，赦免的有关条例更加完备。《清史稿》载：清代“历朝登极、升袝(将前一位皇帝和皇后的牌位摆进太庙)、册立皇后、皇上五旬以上万寿(五十岁以上生日)、皇太后六旬以上万寿(六十岁以上生日)及武功克捷之类”，照例都会有大赦。

其二，赦免的末世特征更强。从形式上看，嘉庆、道光年间的赦宥制度似乎宽减、释免的范围愈来愈广，实际执行的刑罚愈来愈轻，但如果结合清政府颁布的限制条款进行综合考察，就会看清嘉道时期赦宥制度的真面目。因嘉庆时期阶级反抗、民族反抗异常激烈，道光时期内外交困，矛盾重重，两朝都须集中力量对付危害君主专制的政治犯罪，故不能不通过赦宥一般刑事犯罪，来掩饰法律镇压。

其三，赦免名目有所减少。由于清朝恰好是我国封建社会的衰落时期，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交织在一起，社会并不十分稳定，所以清朝的赦免相对较少，赦免的种类和名目也相对较少。

其四，赦免因循守旧。地主阶级在掌握政权数千年之后，早已腐朽不堪。清朝的统治集团在政治、思想等各方面都极其保守，就连清朝的赦免也表现出奇特的因循守旧的特性。光绪十一年(1885年)，清廷下诏施行赦免，而赦免的理由竟然是：乾隆十一年、嘉庆十一年、咸丰十一年、同治十一年都曾经施行过赦免，所以现在“谨循成宪”(恭敬地遵循已有的法令)而施行赦免。这未免有些可笑。赦免，在清末已经失去其原有的意义，成为例行公事的走过场、搞形式了。

总之，综观我国古代赦免制度的源流和发展，呈现几个特点：王朝强盛时赦免少而且赦例严格，国政混乱时赦免多而过于宽和；赦免条件随意，尽管法律、诏令等对赦免的种类、程序、方法等都有详尽的规定，但实践中总有损益、删减，并不是严格按照律令执行；赦免形式复杂多样；赦免程序庄重复杂；罕有赦免贪官。

周清晋秦隋宋明汉唐元赖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