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星荟萃大鲁艺战歌嘹亮延水河

原标题：群星荟萃大鲁艺战歌嘹亮延水河

冼星海指挥鲁艺师生排演《黄河大合唱》

鲁艺的校徽

斯诺夫妇的《西行漫记》为中国青年打开另一扇窗

鲁艺文学艺术学院的演出队在演出中

去年，一部记录延安鲁艺的文献纪录片《大鲁艺》在央视热播，一次史无前例地极具抢救价值的文化采访，让100多位平均年龄90岁的“鲁艺家”人在荧屏上深情讲述了学院往事。近日，北青报记者再次走进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七十八周年暨《伟大胜利历史贡献》的展厅，那些无声的历史文物和图片，娓娓道来的鲁艺私家回忆，最终构成了一部鲜活的集体记忆。

主题语

七十年，沧海桑田。关于那场八年血战，我们到底该纪念什么？传承什么？警醒什么？

本报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数千展品中，精选其中数十，将之转化为“纸面展览”，呈现于广大读者面前。请随我们一起走入“展现”，循着一件件实物，回溯那些或悲壮或传奇的战争故事；走近那一个个沥血不屈的前辈英雄，贯通时空、贯通热泪、贯通血脉，把中华民族的精神之旗，扬得更高。

到延安去，“大家一起唱着歌再走。”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引发全民族抗战。北平、天津沦陷后，大批文化人和青年学生南下流亡。“同胞们向前走，别退后，拿我们的血和肉去拼掉敌人的头，牺牲已到最后的关头。”在事关民族存亡的年代，《牺牲已到最后的关头》、《松花江上》一批抗日救亡歌曲在民众间传唱，激起了年轻一代的强烈共鸣。

在抗战纪念馆的主题展上，一个橱窗里陈列着一本红皮中文竖排版的《续西行漫记》（1938年），翻开的那一页，正是朱德在延安演讲的图片，薄薄的纸张还打着褶。抗战馆文物保管员乔玲梅介绍说，这本书的作者正是首个采访红区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爱人。“海伦1932年与斯诺结婚，她帮助丈夫整理大量文字和照片资料，协助他出版《红星照耀中国》，1938年中译本发行改为《西行漫记》。”而正是这本纪录陕北见闻的书，改变了当时很多年轻人一生的命运。斯诺在书里这样描述红军剧社的演出，“学员、职工、士兵和村民可以和红军领导一起看，演出生机勃勃，幽默风趣。”

年轻的学生们对延安心生向往，黄土高原犹如一块磁石，吸引着冒着风险长途跋涉的知识青年。鲁艺音乐系学员孟于在《大鲁艺》片中回忆“到延安去”时，心潮澎湃：“到延安的第一个印象就是宝塔山，当我们走啊，走啊，在路上也碰到几批从晋西北、晋东南来投奔延安的青年，所以大家一起唱着歌再走。快到时，有人在喊，你们看，那就是宝塔山！”

北京青年报记者同时查阅新近出版的《永远的鲁艺》（上下册），书里还提到，有的青年甚至从香港辗转赴西北，只为“一定要找到共产党”。在烽烟四起的岁月，先后到达陕北的著名文化人，有范文澜、艾思奇、周扬、何其芳、吕骥、蔡若虹、力群等。据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统计，仅1938年5月到8月短短3个月时间，就有2288人到延安。

此时，一个念头在毛泽东心头酝酿，他希望以“鲁迅”之名，在延安创立一所艺术学院，并借以联合根据地的文艺家。同年2月，毛泽东和周恩来领衔，林伯渠、徐特立、成仿吾、艾思奇、周扬等人联名发出《鲁迅艺术学院创立缘起》。文中说，艺术是宣传、发动与组织群众的最有力的武器，培养抗战的艺术工作干部已是不容稍缓的工作，因此创立鲁迅艺术学院，要沿着鲁迅开辟的道路前进。

“鲁艺是个小观园，你们的大观园在太行山。”

1938年4月10日，鲁迅艺术学院的开学典礼在刚落成不久的中央大礼堂举行。典礼上，毛泽东执意不坐首长席，理由很简单，“我是工作人员，不是首长。”鲁艺首批学员干学伟后来回忆，鲁艺成立一个月，毛泽东给师生们讲了一个生动的比喻，向师生们表达他的期望，“他说《红楼梦》里面有个大观园，大观园里面有个林黛玉，有个贾宝玉，你们鲁艺是个小观园，你们这些人也就是小观园里面的贾宝玉、林黛玉，你们的大观园在太行山。他的意思，就是说有出息的革命艺术家应该到斗争中去，到战争中去。”

最初，鲁艺只开设戏剧、音乐、美术三系，从第二期开始，增设了文学系。当时鲁艺的课程设置与战时环境紧密结合，“三分之一政治，三分之一军事，三分之一艺术，这对我的胃口。”干学伟说，与陕北公学等具有干部培训班性质的教学不同，当时的鲁艺吸引了一大批文艺界精英人物前来任教。

1938年秋，正在武汉负责开展救亡歌咏运动的冼星海收到了鲁艺副院长沙可夫和音乐系全体师生签名的邀请信，邀请他来延安担任鲁艺音乐系主任。冼星海的女儿回忆：“周总理问延安那个地方很苦，你能不能吃得消。我父亲说，‘我不怕苦，从小就在苦水里长大的，为了抗日，我什么苦都能吃。’”随后冼星海夫妇二人辗转抵达陕北。

冼星海到达延安的第一个清晨，一走出下榻的西北旅社，就听到熟悉的歌声——《在太行山上》，正是他7月在武汉根据诗人桂涛声的长诗谱曲创作的音乐作品。次年2月，在吕梁抗战前线坠马受伤的诗人光未然随抗敌剧三队来到延安。那一年，34岁的冼星海和25岁的光未然，两个曾合作多次的艺术家就这样重逢了。乱世之中，风云际会，一部名为《黄河大合唱》的不朽之作，即将在延安窑洞里诞生。

排练《黄河大合唱》是“在向着敌人战斗”

抗战馆展览上的一张老照片，让参观者重温了冼星海和鲁艺人一起排练《黄河大合唱》的情景。这张照片拍摄于1939年5月，当时鲁艺百余位师生正为庆祝鲁艺成立一周年加紧排练，冼星海作为作曲者，也跨界当起了指挥。照片中他站在山坡的平地上，身着军装和绑腿，踮着脚，倾着身子，挥动双臂，样子十分投入，百余号师生的目光都聚在他身上。

在《永远的鲁艺》一书中，所有曾在鲁艺音乐系学习过的同学追忆起跟冼星海的日子，都有一个突出的感觉：从他的指挥、创作、排练实践以及和他的聊天中学习的东西甚至超过课堂。在排练《黄河大合唱》时，星海先生要求大家：“你们是船夫，是对着黄河呐喊，在向着敌人战斗，不是在《黄河大合唱》。”这些细节，让鲁艺音乐系三期的学员时乐濛很难忘，“即使他的耳朵不好，也不注意音准，但冼的指挥带给合唱队员的是生活，是感情，是力量，演出反映极其强烈。”

时乐濛在回忆这位良师益友时，讲起了先生创作背后的点滴，“先生每写一个新的作品，甚至作品中的一段，常常是首先唱给饲养员、炊事员、同学、干部、群众甚至十二三岁的‘小鬼’（勤务员）们听，征求他们的意见，有的当时就改，有的回去考虑。他的信条是：直觉很重要。既然是为工人、农民写曲子，自然要征求他们的意见，向他们学习”。

他还记得，有一次冼星海拿着《黄河大合唱》的稿子征求系里同学汪鹏的意见时，汪鹏说，“不错！”冼星海回答：“我不想听’不错’，我只想听’不行’。”

就在全延安上下找不到一架钢琴的条件下，冼星海完成了《黄河大合唱》总谱。1939年4月13日，《黄河大合唱》在陕北公学礼堂的首演获得成功。5月11日，在庆祝鲁艺成立一周年的音乐晚会上，冼星海亲自指挥100多人组成的合唱团演唱《黄河大合唱》。刚一唱完，毛泽东就连声称赞“好！好！好！”在当天的日记里，冼星海留下这样的情感记录：今天晚上是延安空前的音乐晚会，我永不忘记今天晚上的情景。

“《延安颂》当时唱的那个气氛，我忘不了。”

“夕阳辉耀着山头的塔影，月色映照着河边的流萤。春风吹遍了坦平的原野，群山结成了坚固的围屏。啊！延安！你这庄严雄伟的古城，到处传遍了抗战的歌声……”就是这样一首慷慨激昂、威武雄壮的抗战名歌，提起它的词曲作者，许多人并不熟知。

1938年夏日的一个晚上，在延安城北的山坡上，鲁迅艺术学院的学生们在那里眺望着刚从群众大会上走出来的人群。延河岸边动人的一幕，陡然激发了鲁艺音乐系学员郑律成的创作灵感。他邀请文学系年仅二十岁的女同学、诗人莫耶创作了歌词。很快，才女的歌词被他谱成了曲，一首革命圣地的战歌——《延安颂》诞生了。很快，这首《延安颂》就唱遍了延安和各地抗日根据地。

回首延安的日子，94岁高龄的鲁艺戏剧系学员于蓝此前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她心目中最美的一首歌曲就是《延安颂》，还对记者讲起当年唱《延安颂》时的情景：“我们在延安的人都唱过。而我刚去延安就学会了这首歌，在集体大合唱的时候唱过很多次。”而在鲁艺音乐系的孟于眼里，最美的要数在延河边散步的时光：“每天晚上吃过晚饭有一个半小时的休息时间，可以会见朋友，可以和女同志唱歌，我们老在延河边唱着：延水浊，延水清，情郎哥哥去当兵，当兵要当抗日军……”

诗人何其芳曾写道：“我想延安的人们那样爱唱歌，大概由于生活太苦，然而我错了，刚刚相反地，是由于生活太快乐。”鲁艺美术系学员罗工柳说，当时整个延安，所有的人没有不唱歌的，有抗大的，有陕公的，鲁艺的，满城都在唱《延安颂》，“那时，郑律成比我还小一岁，顶多是19岁，《延安颂》当时唱的那个气氛，我忘不了。”

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的鲁艺创作

待到1941年前后，国际形势风云突变，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面临着最困难的局面，不仅面临着日寇的蚕食、封锁，还遭到国民党顽固派军队的反共摩擦。此时，鲁艺仍旧坚持“正规化、专门化”的教学思想，逐渐制定了教育方针及实施方案。

1940—1941年期间，鲁艺各专业的学制原本规定为6个月，一律延长为3年。

音乐系排练学院派十足的音乐会，戏剧系连续不断的舞台大戏，受到一些前线同志和老百姓的批评。1942年1月，鲁艺音乐系举行了一场正规而隆重的学院派风格“大音乐会”，当时鲁艺里的名家都登台亮相，唱完之后问老百姓演得好不好，老百姓说“好”——女的唱得跟猫一样，男的跟毛驴叫唤一样。这对鲁艺着实是个很大的打击，鲁艺人“关起门提高”，不联系群众和生活的这种倾向，引起毛泽东及党中央的关注，这也成为了后来著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的源起。

回望历史，延安文艺座谈会既是鲁艺办学生涯的转折点，也是建国后的新文艺政策的先声。会后，为了响应“走出小鲁艺，到大鲁艺去”的号召，鲁艺人深入群众，放下知识分子架子，师生中掀起了下乡、进厂、上前线的热潮，创作出一大批流传至今的经典作品。

这期间，以田丰、江风为正副队长的鲁艺宣传队成立了。1943年时，延安军民要到南泥湾去慰劳三五九旅官兵。鲁艺秧歌队准备了一个名为《挑花篮》的秧歌舞，由8位女演员挑着8对花篮，伴着插曲在台上表演。鲁艺戏剧系的贺敬之接到为该插曲创作歌词的任务后，充分酝酿、一气呵成写出了歌词，由音乐系的马可采用陕北民歌的调式，为它谱了曲，取名《南泥湾》。

《白毛女》也是在座谈会后鲁艺师生创作出的最具轰动效应的作品之一。1944年5月，西北战地服务团回到延安，带回“白毛仙姑”的传说故事，鲁艺为此成立了集体创作组，经过大半年的创作排练，大型歌剧《白毛女》在中共七大召开之际举行公演，受到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和党中央的高度评价，一时成为一种社会现象。

在1938年4月至1945年11月七年半的时间里，延安鲁艺交出了一份不俗的成绩单：其间共开办了文学系四届，戏剧、音乐、美术系各五届，培养学生685人，其中文学系197人，戏剧系179人，音乐系192人，美术系147人。穆青、贺敬之、冯牧、李焕之、郑律成、刘炽、莫耶、王昆、成荫、罗工柳、李波、时乐濛、于蓝、秦兆阳、黄钢、康濯等文学家、艺术家、记者均为鲁艺学员。

1945年8月15日，位于延安清凉山的新华广播电台播出日本天皇宣读的终战诏书录音，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以中国人民的胜利宣告结束，随后毛泽东赶赴重庆谈判。中共中央为了争取斗争的主动权，迅速组织起十万余的军政干部和机动部队向东北集结。而鲁艺人，作为十万干部中的一分子，也告别黄土高坡，和来时一样唱着歌儿，年轻的人们背着乐器、诗集、笔记本，开始了从西北向东北转移的漫漫征程。

文／本报记者刘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