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詹佳佳
2014-11-25 第32期
肯尼迪遇刺之前
1963年11月22日,光天化日之下,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在达拉斯的大街上遇刺。11月29日,在继任总统林登• 约翰逊的领导下,沃伦委员会“评估了刺杀案的所有细节”。而事实上,该调查委员会只简单地调查了三个问题:刺客是谁?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他又是怎么做到的?
要知道“刺客为什么要这么做”就得知道“刺客是谁”,而要知道“刺客是谁”就得知道他“是怎么做到的”。因而《沃伦报告》以及后来的多次调查都把重点放在了肯尼迪总统在迪利广场是怎样被刺杀的这一点上。这样,与刺杀案有关的许多重要的事实就都被忽视了,报告的可信度也大打折扣。而这也就是为什么50年来,肯尼迪遇刺案仍然存在着很多质疑,各种阴谋论层出不穷。
1964年,《沃伦报告》出炉。这份报告仅用了7页纸(共888个字)来“复原”整个枪击事件,其中有3页纸是讲子弹是从教科书大楼的6层窗口射出的——这与许多目击者以及听到枪声的人的证词一致。之后的10个月,该委员会并没能给出有说服力的解释。它称整个刺杀事件共分为三节,而奥斯瓦尔德共开了三枪:其中一枪击中了肯尼迪的头部,这也是致命的一枪;还有一枪从肯尼迪身旁穿过,击中了德克萨斯州州长约翰•康纳利;第三枪……该委员会没能说明第三枪是何时从什么地方射出的。此外,该委员会还估计,整个暗杀事件持续的时间在4.8秒到“7秒多”之间。
豪华轿车载着受伤的总统朝医院飞奔
子弹射过来的时候……
1963年,在其秘书的建议下,狂热的业余电影拍摄者亚伯拉罕•扎普鲁德(同时他也与人合开了一家制衣公司)从家拿来了家庭摄像机准备拍摄肯尼迪经过的画面。他当时根本没想到,这条时长26秒的影片会成为他拍过的最著名的影片。
这条影片共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时长7秒)中,警方的摩托车队浩浩荡荡地驶过;第二部分中,肯尼迪总统在超长豪华车中朝着人群挥手致意。
后来,《生活》杂志对这条影片大肆报道,称其“在很大程度上真实地复原了枪杀案的经过”。该杂志甚至还具体地指出,在哪个画面中,枪手击中了肯尼迪的背部;而又是在什么时候,德克萨斯州州长的背部也被击中,肯尼迪头部又中弹的。这一连串的事件,全都是在6.8秒的时间内发生的。
《生活》杂志的报道和康纳利的叙述如此一致,以至于联邦调查局后来相信这条影片完整地记录了当时暗杀事件的经过。在提交给沃伦委员会的补充报告中,联邦调查局称“根据扎普鲁德拍摄的画面,第一枪和其三枪的间隔时间很可能为6秒……”
然而,沃伦委员会的成员却没有轻易相信《生活》杂志的分析。该委员会认为,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奥斯瓦尔德根本不可能一下子连开两枪,而且还打得那么准。于是,他们推测案发当时有两名射手,又或者某发子弹连续击中了两人。第二种说法似乎更说得通。此外,按照联邦调查局的说法,还有一个问题讲不通:如果一颗子弹以每秒1900英尺的速度发出,那么在它刺进总统的上背,从喉咙以1800英尺每秒的速度射出之后,它又会去哪里呢?当时超长豪华车中必定还有某个人或者某个物体被击中了。而这个人便是康纳利。也许有评论家会嘲笑这个理论,称这发子弹为“魔弹”。可是如果这一理论是假的,那么这发子弹在刺穿了总统的喉咙之后又去哪儿了呢?
此后,沃伦委员会的调查都围绕“一颗子弹理论”展开。然而,该委员会却忽视了这一理论的推论。如果一发子弹连续击中了两人,那么三枪就只剩两枪了,这又怎么解释呢?为了不使自己的说法互相矛盾,该委员会将整个枪击的时间“缩短”成了4.8秒——而这是只有极为专业的枪手才能做到的。调查委员还狡辩称“我们只是说事情有可能是这样的,这只是一种推测而已。”
沃伦委员会报告中所谓的“魔弹”
忽视证据
尽管该委员会掌握的大量线索表明,扎普鲁德拍到的并不是整个暗杀事件的过程,但它也从没有对先前其疑点重重的结论再次进行调查。考虑到“刺客为什么会这样做”这一问题的重要性,更多的人员加入了调查,可是这些人之间的沟通并不顺畅,而对这个案件来说沟通是十分重要的——因为调查任务已经被分得七零八落了。而且,他们还常常忽视目击证人以及听到枪声的人的说法,因为这些人的说法与先前设定的暗杀事件的时间线并不一致。再有,委员会成员还没收集到表明这条影片并未完整准确地记录当时暗杀事件的信息。
这其中的重要线索包括:
•15岁的阿莫斯•李•尤恩斯当时是达拉斯的一名高中生,也是当时暗杀事件的目击者之一。暗杀事件发生后,是他带领警察来到了教科书大楼。他当时看到一名男子在大楼六楼的窗户边朝着人群开枪。他是为数不多的能够指认第一声枪声以及枪手所在位置的几位目击者之一。他告诉当地的警方说,“当总统乘坐的豪华轿车靠近黑白的公路路标”时,他听到了第一声枪声。但当他在接受沃伦委员会的调查时,助理法律顾问并没有问他这些问题。
•达拉斯副警长卢克•穆尼在大楼6层的地板上发现了三枚用过的子弹,子弹壳散布的方式很独特:两枚弹壳紧挨着,就在窗台地下,而第三枚则离这两枚有好几英尺远。当穆尼出庭作证时,他想说明弹壳这样散落意味着什么,但当时的助理法律顾问却并不感兴趣。6天之后,在审问另一位联邦调查局的探员时,另一位法律顾问弗雷泽却又对此事表现出极大的兴趣。这是因为子弹下落时的图案可以用来判定射击位置。地板上的图案表明有一枪在射出时与大楼的正面是垂直的,因为这枚子弹壳在被畅通无阻地弹了回来。而另两枚子弹射出的角度差不多是与大楼平行的,因为子弹壳在弹回来时碰到了纸板箱(这是奥斯瓦尔德放在那里用来藏身的)而落到了窗台下面。不过可惜的是,弗雷泽并没有穆尼的远见。
•詹姆斯•塔格是达拉斯的一名汽车推销员,也是暗杀事件的第三位伤者——一名警员发现了他的脸流血了,后来塔格自己也回忆说他觉得脸上有一种刺痛感。之后他将这位警长带到他所站的地方。在附近的路边缘石上,这位警长发现了子弹留下的污迹。后来经光谱分析发现,这些金属残留物与奥斯瓦尔德所持有的铅芯子弹一致。
“杀死”肯尼迪的那把手枪
除此之外,类似的“蛛丝马迹”还有很多,但沃伦委员会却都将它们一一忽视了。
1964年,在与联邦调查局探员及其他许多调查人员一同调查时,沃伦委员会有了意外的发现,但他们却将这一重要发现给忽视了。不能不说,这是他们最大的失误。调查人员发现,在扎普鲁德第二次打开摄像机的之前(第一次在拍摄了摩托车队经过后,扎普鲁德担心胶片用完,就关掉了摄影机),肯尼迪的上半身就已经进入了奥斯瓦尔德的视野——奥斯瓦尔德当时藏身于埃尔姆大街的某个地点。调查人员将肯尼迪所处位置称为“位置A”。在汽车驶到拐角处时,这个“位置A”便成为了射手能击中总统的第一个点。
不过,沃伦委员会可不认为这是什么重大发现,他们认为这个“位置A”很荒唐。奥斯瓦尔德曾在海军陆战队服役——而海军陆战队成员都受过专门的训练,他们能很准确地击中人体的主要部位或者上半身。这一点说明,在扎普鲁德打开摄像机之前,枪手很可能已经开了第一枪。
沃伦委员会不是唯一忽视上述线索的调查机构。在过去的43年里,许多其他机构同样认为扎普鲁德拍摄的影片完全记录了整个暗杀事件的过程,而他们根本没有真正调查过。这其中包括主要的新闻媒体(如CBS,PBS以及ABC),还包括一些政府机构(如众议院特别遇刺案委员会)。而后者与沃伦委员会相比可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沃伦委员会分析的唯一进展出现在1967年。当时,CBS新闻发现奥斯瓦尔德所开的第一枪给打歪了。对此,沃伦委员会投入了史无前例的资源与精力对刺杀事件重新进行了调查。调查称奥斯瓦尔德第一枪打歪是因为他的视线被橡树枝儿给遮住了。可是,至于这一枪出现在扎普鲁德所拍摄影片的哪一个画面之中,各方说法不一。不过无论怎样,所有调查者都同意这一幕肯定在这条影片中。
然而,符合逻辑的解释却是这样的。曾在海军陆战队服役的奥斯瓦尔德在第一次“绝佳时机”(即当肯尼迪的上半身进入其视线)出现时便开了第一枪。而他这枪之所以会打歪是由于这发子弹击中了遮住其视线的唯一的障碍物(除了橡树之外)——交通悬臂杆。接着,在这一“绝佳时机”,他又开了第二枪——就在总统的身体从橡树下穿过的那一刻。子弹刺穿了肯尼迪的背部,很快,枪手又开出了致命的第三枪。
教科书大楼6层
豪华轿车离得太近了
2007年11月,《纽约时报》发表文章第一次指出奥斯瓦尔德开的第一枪并未在扎普鲁德的镜头中。
三年之后,国家地理频道决定和电影制片人罗伯特•斯通一起探索这一理论。他们雇佣了美国联邦调查局实验室的冶金学家弗兰克•S•德容嘉来检测子弹对交通悬臂杆造成的损害。这些后来被收录在纪录片《肯尼迪遇刺案:消失的子弹》中。
德容嘉研究了关于这一交通装置的许多幅照片——这些照片都是过去几十年间拍摄的。他想发现交通悬臂杆有什么变化,而这些变化又大概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他还调取了交通悬臂杆的维修记录。但很可惜,维修记录只有过去7年的。
他一共对交通悬臂杆进行了两次检测,但想要发现可辨别的金属损伤却如同大海捞针一般困难,而且时间也非常有限——交通暂停的时间不能太长,因为埃尔姆大街是该市的主要道路之一。而如要好好地对这一交通装置进行检测,就得把它放倒拆卸,在实验室条件下进行检测。
不过,国家地理频道的调查还是发现了一些重要的信息。2011年4月,调查人员采用激光技术测量出了教科书大楼6层和交通悬臂杆之间的精确距离和角度。接着,他们又发现了和第一枪相关的几个地点:埃尔姆大街南侧的混凝土边界以及缅因街南侧的混合土路缘石——也就是塔格曾经站过的地方。
另一重要的信息就是总统乘坐的豪华轿车行驶的准确路线。特勤局要求总统乘坐的车辆应在道路中央行驶,但当时肯尼迪乘坐的车辆却并没有在路中间行驶。
国家地理频道安排了三名目击证人回到了事发现场,蒂娜•潘德是当时的目击者之一。1963年,13岁的她拍摄了总统乘坐的轿车驶入埃尔姆大街的情景,而这也恰恰是扎普鲁德没有拍摄到的。
2011年重回事发现场时,蒂娜称那辆代替当时总统乘坐的豪华轿车的汽车应当再往左移一些。之后,调查人员研究了她当年拍摄的影片。影片中的几个画面显示车辆行驶时更靠近埃尔姆大街中央车道左侧的隔离带。此外,由于1956年埃尔姆大街由四车道改为了三车道,车道就比一般车道宽了一些——因而当时总统乘坐的豪华轿车要更靠近交通悬臂杆中间偏左一些。最终,研究者们认为,奥斯瓦尔德第一枪的弹着点大概就在交通悬臂杆末端以上不到30英寸处。
沃伦委员会成员
金属外壳
2012年7月下旬,埃尔姆大街的这个交通信号装置被撞,街道服务部门不得不将其换掉了,而德容嘉也终于有机会对其好好检测一番了。
他决定利用和交通信号装置几乎一模一样的模型进行枪击测试,以判定在装置周围的不同位置对装置开枪会有什么结果。一家全国知名的弹道测试实验室为测试提供了人员帮助及设备支持。
实验一共进行了四次,其中有三次都表明打在交通悬臂杆中心线上方的子弹留下了很深的凹痕,并且子弹一和悬臂杆相撞就爆炸了。而另一次实验则表明远离悬臂杆中心线上方的子弹和悬臂杆相撞后弹了起来,将悬臂杆上的漆刮掉了,还留下了浅浅的凹痕——这些凹痕只有用手去摸才能感觉到。
撞击后,子弹的金属外壳也脱落了。这一发现意义重大,因为在1964年美国联邦调查局就断定,塔格所站的混合土路缘石上根本没有铜的痕迹,因此“不可能是第一枪留下的痕迹”——因为奥斯瓦尔德打出的第一发子弹的弹壳是铜做的。最终,精确的计算表明,在和交通悬臂杆相撞后,子弹很可能转向了,之后击中了相邻区域的草皮。
同时实验还发现,由于时间久远,锈蚀可能已使子弹留下的撞击痕迹消失了。这也就意味着,调查人员很可能在交通悬臂杆上找不到子弹留下的痕迹了,而检测本应该在49年前进行的。
奥斯瓦尔德被拘押
11秒
如果检测能早些进行,沃伦委员会很可能早就能给出有说服力的枪击顺序了。而且,它也许会这样形容这起暗杀事件:整个枪击过程持续了11秒多,第一枪和第二枪,第二枪和第三枪的间隔时间分别为6.3秒和4.9秒。而且由于奥斯瓦尔德第一枪给打偏了,他何时开了第一枪决定着整个暗杀事件的时间。并且,对于一名曾经的海军陆战队神枪手来说,奥斯瓦尔德的枪法也没什么值得惊叹的。
当时所有的证据都在迪利广场,只不过没人去发现罢了。
约翰•肯尼迪肯定是以某种方式被刺杀了,真相也只有一个。不过现在看来,在真相被揭开之前,我们似乎还有得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