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在也门电影中扮演西方人质

也门男孩儿在大街上看电视

未知的邀约

我的电话响了。

“你好，阿布杜拉，”阿布杜拉是我在萨那的阿拉伯语老师，也是我在2009年初搬到也门之后最先交的几个朋友之一。我是一名自由撰稿人。

“我的一个朋友是一名演员，”阿布杜拉说。“他们明天需要一个外国男孩儿和一个外国女孩儿录制一个电视节目。你和罗伯特能帮个忙吗？”罗伯特是阿布杜拉的同学，他是一名英国人，来也门做博士研究。“当然，”我说。“为什么不呢？”

故事发展到这儿似乎还挺正常的。

我们要在影片中演人质！

于是，2009年一个夏天的早上，我和罗伯特随着阿布杜拉来到萨那郊外一个名为Bait Baous的村寨里。直到此时，我们对自己即将录制的电视节目还一无所知。在几间泥砌房屋前落满灰尘的空地上，我们终于见到了摄制组人员以及其他演员。这些演员们有的拿着鼓，有的则拿着冲锋枪。阿布杜拉也不太确定我们要演什么，于是我们坐在背阴处的石头上等，他则去找他的演员朋友。村子里的男孩儿和女孩儿们看到这些奇奇怪怪的场景很是好奇，还跑过来轻轻拉拉我们的衣服。

大约五分钟过后，一个头发花白，穿着讲究的男人朝我们走了过来。

“罗伯特、劳拉，欢迎你们。我叫穆罕默德，是这个影片的导演。快请坐，我过会儿就来找你们。”

“他是伊拉克人，”阿布杜拉告诉我们说，“这个影片是由也门政府赞助拍摄的。这是一个关于绑架的电影，也门政府想要通过这个影片劝说当地部落不要绑架外国人，你们明白吧？”

“等一下，你说啥？”我问道。

“在这个节目里，我们要“被绑架”吗？”罗伯特也问。

“是的，”阿布杜拉说。

西方人在也门经常遭绑架。很长时间以来，这已经成了一个问题。但是，绑匪对西方人质通常很好，给他们吃的，还让他们嚼咖特(从阿拉伯茶叶中提取的一种麻醉剂)。但是，由于绑架常常发生，也门的声誉就不怎么好了。而且，这特别不利于也门旅游业的发展。

一个演员朝我们走了过来，他长得很高，而且对一个也门人来说也够健壮了。他留着一头黑色短发，不过为了影片他又戴了一顶假发，乱乱的，而且还朝各个方向翘着。他和其他一些演员将会扮演马里卜部落的男子。据说大多数的绑架案都是这个部落的成员干的。现在看来，他们不仅行为不端，还缺少理发师。

“你看起来很像卡扎菲，”我告诉这个名叫法赫德的男人。很快，我们便成为了朋友。

被困山洞，转战地下室

很快便轮到我和罗伯特上场了。“这个场景是这样的，”导演对我们说，“你们俩是来这儿度蜜月的。这天，你们正在观看一场婚礼演出，可没成想被绑匪给盯上了。而且，你们周围还不止有一伙绑匪，而是两伙儿。为了绑架你们俩，这两伙儿人给打起来了。所以，你们得表现得十分害怕才行。”

“你觉得我们一天能搞定吗？”罗伯特问我。

“我觉得搞不定。”

第一遍拍完，导演训斥了我们俩，他说我们看上去不够害怕。我尽量把这些演员想象成那些住在沙漠里，睡帐篷、吃骆驼肉的马里卜部落的成员。而事实上，每个周六下午，我都会在萨那和塔伊兹的大街上乱逛，看着当地的居民在街边儿的咖啡馆里喝茶。这反差真是太大了！

“为啥你们不喊‘Oh，my God！’呢？”导演提议说。“这样用手捂着脸。”他给我们做着示范，脸上露出害怕的表情，这也太做作了。

我照做了，但我们还得再拍一遍，因为我讲台词时笑得太厉害了。第二天为了赶进度，我们不得不在午夜拍摄。演员们在一旁等着，嘴里嚼着咖特，直到快上场了才不情愿地吐掉。为拍摄被关押的场景，我们来到了一个狭窄的山洞中。可是天公不作美，拍到一半儿居然下起了雨，拍摄设备因受潮而无法运行了。而雨却越下越大，我们全都不得不坐在脏兮兮的地上，胳膊碰着胳膊，月光和手机发出的光成了我们唯一的光源。百无聊赖之下，演员们用低沉的嗓音唱起了古老的阿拉伯歌曲。

之后，伊拉克导演让我们转移到萨那一间房子的地下室里拍摄山洞中的场景。其中有一场是我在和罗伯特争吵。我们俩互相推脱，都说是对方把蜜月的目的地选在了也门。我扯着嗓子冲着罗伯特大喊，在一旁扮演加纳夫（绑匪之一）的演员用难以置信的表情看着我们俩。这一幕真的有点儿可笑，因为在马里卜部落中，男人们是绝不会允许女人们冲着他们大喊大叫的。不过传统归传统，我就经常看到阿拉伯妇女在家中冲着她们的丈夫大喊大叫。

化敌为友，成功出逃

和我们同时“被关押”的还有一名“中国”人质以及一个名叫萨米的也门小男孩儿。这名中国人质是由一个在也门长大的越南人扮演的。“他”一点儿也不想离开山洞，因为绑匪们给他吃了许多也门炖肉，简直太美味了。而萨米是当地一户有钱人家的孩子，绑匪们绑架他是为了索要赎金，尽管这并不常见，但时不时地还是会有人这么干。之后，萨米给绑匪加纳夫上了一课，告诉他为啥绑架外国人是对也门文化的玷污。不仅如此，萨米还冲着加纳夫竖起了中指，说他应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羞耻。

接着，被家人宠坏了的萨米突然发病了。他倒在了地下室的地上（地上铺着一些脏兮兮的毯子），蜷缩着，快要“死”了。其他的演员往他的脸上抹了些白粉笔末，使他的情况看起来更糟了。这时，熟知病情的我充当起了医生。我告诉大家，为了救萨米，我们需要一支注射器。于是，其他人就跑到房间的另一边，不一会儿就拿来了珍贵的注射器。我抓着萨米的胳膊，给他“打了一针”——瞧，他已经虚弱得不行啦。想象一下，我就这么救了他一命。

就在这时，加纳夫恍然大悟：外国人并不没有他们想象得那么坏。他想起了萨米的话：绑架外国人是可耻的，是一种犯罪！所以他决定帮我们逃出来。“大逃亡”的场景是在萨特附近的山上拍摄的。罗伯特、加纳夫和我在山上的岩石间奔跑着。不幸的是，我们遭到了加纳夫部族绑匪的伏击。为了掩护我们，加纳夫中弹了。他倒在地上，胸膛上满是鲜血（事实上是番茄酱），他那害怕的神色有点儿夸张。在他的掩护下，我和罗伯特成功逃脱了。

人质夫妇心怀感激，绑匪洗心革面

医院中，正在养伤的加纳夫盖着被子躺在床上。他戴的那顶假发竟然没了！一名绑匪就这样洗心革面了！罗伯特和我站在他的病床前，“满怀感激”地看着我们的“救命恩人”。罗伯特已经厌倦了这种形式的拍摄。他尽量少说话，导演让他说啥他就说啥。盯着加纳夫看的时候，他身体僵硬得简直像一块儿板子一样。导演看到罗伯特这种业余的表演也高兴不到哪儿去。特别是和罗伯特相比，那些绑匪显然要敬业多了——他们像百老汇明星一样充满激情地讲着台词。所以结果就是，我们拍了一条又一条儿，直到导演满意为止。

“哦，加纳夫，是你救了我们！”我坐在床边儿，“兴奋”地冲着他喊。我并没有抓着他的胳膊，因为实在是“男女授受不亲”啊。

“加纳夫，我们爱你，”罗伯特也说。他这完全是在“执行命令”。如果他不这么做，我们就无法继续拍摄。但很明显，他的嘴唇没怎么张开。

接下来，剩下的绑匪也进来了，我和罗伯特“吓得”躲到了床边儿。

加纳夫告诉我们不要害怕，同时对绑匪们说他们应当向我们道歉。他们中个头儿最小的一个（假发把他的眼睛都遮住了）有些不好意思，但最后还是到了歉。

“我该说什么呢？太对不起啦，”他上前一步，用阿拉伯语说。

“他是英国人，你应该说‘sorry’，”加纳夫看着我和罗伯特用英语说道。

接下来我讲的台词（或许）拉近了我同也门人民的距离。

“世界上哪儿都有好人和坏人，”我用抑扬顿挫的声调说道，就像儿童电视节目主持人那样。“我知道也门人民是好人。”

站在加纳夫身旁的绑匪们点头表示同意。

“Hathy hely？”加纳夫又说道，这是塔伊兹当地的方言，大概意思就是“了不起吧？”不过这也很可笑，因为加纳夫是马里卜部落的成员，而那儿的人们是不会这么说话的。

“Hathy hely（了不起），”我说。

“停停停，”导演又发飙了。“不是你那么说，应该是‘Hathy hely’，再来一遍。”

“Hathy hely。”

“不对，再来。”

“Hathy hely。”

“这样才对嘛。”法赫德冲着我眨了眨眼。

萨那的露天市场

我在也门成了家喻户晓的明星

拍摄结束之后的两个月，我搭朋友的车外出。我头戴深绿色的头巾，身穿阿拉伯长袍（里边穿着T恤和牛仔裤），还戴了一副大大的方形太阳镜，希望人们不要认出我来。我们来到了萨那一年一度的国际图书展展览大厅，想要了解一点儿当地文化。

“你就是那个女演员！”有人高声叫道。越来越多的人向我们投来了目光。我的“装备”没啥用。“Enty hag Ganaf！”（意思是“我和加纳夫是一伙儿的！”）有人说道。他们有些吃惊，也很兴奋。

也门人早就不记得这个影片的名字了，当然，他们也不记得我在剧中所扮演角色的名字。他们只记得我就是那个女演员。

每次人们在大街上见到我，都会这么叫我。一开始，我还觉得以这种方式开始聊天儿还不错。但时间久了，我就有些“压力山大”了。无论走到哪儿，都能遇到“狗仔队”。这些人并无恶意，对我们也构不成什么伤害，他们不过是想同我交谈几句罢了。不过现在，他们有把我们包围的倾向了。罗伯特已经回英国了，所以现在只剩我一人独享这份“荣耀”啦。

不过，通过这部影片成名也为我带来了一些好处，人们不再那么“敌视”我这个美国女人了。在萨那，我似乎找到了一些归属感。

在从家开往书展的途中，我们遇到了一个乞丐。我们在十字路口等红灯时，他拿着一块破布擦我们的挡风玻璃，一边擦还一边往里看，我们的司机斥责了他。

“Enty al-Momathala！Enty al-Momathala！你就是那个女演员！”他大声喊着，很兴奋，甚至还挥舞着手中的破布，在大街上跳起了圆圈儿舞。我看了看我的朋友，看到这一幕，他也笑了。

编译来源：《大西洋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