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演变可能是什么样子？可能的实际步骤是什么？

首先，我认为所有国家，无论强弱，必须坚持管制武力的使用。我，和任何国家的元首一样，保留在有必要的情况下采取单方面行动以捍卫我的国家的权利。尽管如此，我深信，应当坚持标准，国际标准，同时增强那些遵守规则的，孤立和削弱那些不遵守的。

在911恐怖袭击之后，全世界都站在美国一边，并且还在继续支持我们在阿富汗的行动，因为那里的恐怖袭击还在发生，因此自卫就应该受到认可。同样，当萨达姆政权入侵科威特的时候，全世界都认同必须面对他。这是一个简单的道理，即任何侵略都要付出代价。

此外，美国不认为如果我们拒绝执行规则其他国家仍然会照做，事实上，没有一个国家能这样认为。因为如果我们不这样做，我们的行动变得紊乱，而无论如何正义，未来措施的合法性也将会被削弱。

而当军事行动的目的超越了自我防卫或是保护一国免受侵略之时，这就变得尤为重要。我们越来越多地面对这样一类困难的问题:比如如何防止本国政府对平民的屠杀或者阻止一场将毁灭整个地区的内战。

我认为，基于人道主义的立场，武力可以变得正义，比如在巴尔干地区，或者在已受战争创伤的其他地方。干预源于滴在我们的良知上的眼泪，并可能导致更为严重的代价。这就是为什么所有负责任的国家必须明确有明确的任务的军队才可以发挥维持和平的作用。

美国承诺的全球安全不会动摇。但在威胁更加分散、任务更加复杂的当今世界，美国不能单独行事。仅靠美国并不能确保和平。在阿富汗，这是即成事实。在索马里，恐怖主义和海盗造成了饥荒和痛苦的国度，这也被证明是事实。可悲的是，在未来的不稳定地区这仍将是事实。

北约国家的领导人和士兵以及其他朋友和盟友，已经在阿富汗以他们的力量和勇气证明了这个真理。但在许多国家，在作着贡献的人们与矛盾着的广大公众之间是脱节的。我明白为什么战争不受欢迎，但我也知道这一点:仅靠理想是不足以争取到和平的。和平需要责任。和平意味着牺牲。这就是为什么北约仍然是不可或缺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加强联合国在地区维和等方面的作用，而不是仅仅依靠少数几个国家来承担这种责任。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嘉奖那些从维和训练和国外演练中——到奥斯陆和罗马，渥太华和悉尼，达卡和基加利——回归的人，我们并非将他们作为战争的决策者，而是为和平的赌注的来褒奖他们。

让我再谈谈关于武力使用的最后一点。即使我们做出了要战斗的艰难决定，我们还必须想清楚，我们要如何去战斗。诺贝尔奖委员会在将第一次和平奖授予亨利-杜南——红十字的创始人，日内瓦公约的推动者时已意识到这一真理。

当武力成为必需时，我们要用道德和战略利益去约束自己在战争指挥中的行为。甚至当我们面对一个邪恶的不遵守任何规则的对手，我相信美国在战争过程中必须坚持原则。这就是我们区别于对手的地方。这是我们力量的源泉。这就是为什么我禁止酷刑，这也是为什么我下令关闭在关塔那摩的监狱。这就是为什么我重申了美国承诺遵守日内瓦公约。当我们向我们为之战斗的理想妥协之时，我们就失去自我。（掌声）然后，我们是光荣的，因为当它们的实现来之不易之时我们仍坚持这些理想。

我已经详细地讲过这个问题，选择战争这确实令人担忧。而我现在要谈谈我们为了避免这种可悲的选择所作出的努力，讲三种方法，使我们建立一个公正而持久的和平。

首先，在应对那些违反规则和法律的国家上，我认为，我们必须提出多个对抗暴力的供选方案，暴力行为太顽固、没有改变。如果我们想要持久的和平，那么国际社会的话语必须有实际意义。那些违反规则的政权必须负起相应的责任。必须严格执行制裁。必须对顽固不化者不断施压，并且这种压力要一直延续，直到全世界都统一、像一个整体为止。

努力防止核武器扩散，并寻求一个没有核武器的世界就是一个迫切的例子。在上个世纪中叶，各国对一个内容明确的条约表示赞同:所有国家将和平地利用核能；没有核武器的国家将放弃核武器；已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将努力裁军。我将致力于维护这一条约。这是我的外交政策的核心。而且我要与梅德韦杰夫总统一起减少美国和俄罗斯的核武器储存。

但我们义不容辞的职责也使我们都坚持认为，伊朗和朝鲜这样的国家并不服从游戏规则。在法律被蔑视的时候，那些声称尊重国际法的国家不能转移自己的视线。那些关注自身的安全的国家不能忽视中东和东亚军备竞赛的危险。那些寻求和平的国家不能袖手旁观其他国家增加核战争武装。

对那些用酷刑和虐待本国人民的政权来讲道理是一样的。实行种族灭绝的达尔富尔，实行系统性豪夺的刚果以及实行镇压的缅甸必须付出代价。是的，会有约定；是的，会有外交——但如果这些失效仍然必须承担后果。我们越是团结，我们就越不可能要在武装干预和压迫同谋之间抉择。

这就把我带到了我要谈的第二点-我们所寻求的和平的性质。和平不仅仅是没有可见的冲突。只有建立在内在权利及个体尊严的基础上的和平，才能真正持久。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正是在这种认识激发了世界人权宣言起草者。在毁灭之后，他们认识到，如果人权得不到保障，和平就是一句空话。

然而很多时候，这些话被忽视了。某些国家，不维护人权，就以这是所谓的西方原则为借口，说这些原则不适用与当地文化或一个国家的发展阶段。而长期以来在美国，理想主义者和现实主义者之间一直很紧张-这一紧张暗示着一个抉择，即在狭隘地追求利益和持续地在全世界推行我们的价值观之间的抉择。

我反对这些选择。我认为，和平是不稳定的，有的地方公民被剥夺了言论自由和信仰自由，不能够无所畏惧地选择他们自己的领导和组织。被抑制的怨恨逐渐化脓，镇压种族和统一宗教的压抑将导致暴力。我们也知道，只有相反才是对的。只有在欧洲变得自由了才最终实现了和平。美国从来没有对一个民主国家发起战争，而我们最亲密的朋友往往是保护其公民权利的。无论怎样无情地定义，美国关注的以及世界关注的——都不是为否定人类的愿望而服务的。

因此，即使我们尊重独特的文化和不同国家的传统，美国将永远为那些普遍愿望发出声音。我们将见证像昂山素季这样的改革者的安静尊严，见证那些面对殴打仍然扔掉选票的津巴布韦人民的勇气，见证那些在伊朗街头默默游行的数十万人民。这告诉我们，这些政府的领导人比担心其他任何国家的权力更担心本国人民的愿望。明确这些运动-这些希望和历史的运动——他们有我们站在他们这一边，这是所有自由人民和自由国家的责任。

让我这样表述:在人权的促进不能仅仅靠规劝。它必须加上艰苦的外交努力。我知道与专制政权接触缺乏极易使人愤慨。但是我也知道，没有推广的制裁，没有讨论的谴责，在前进的道路上必然是步履蹒跚。任何专制政权都不可能走向一条新路径，除非它有选择可以面对一个开放的大门。

鉴于文化大革命的恐怖，尼克松与毛泽东的会晤不可原谅——但它肯定有助于中国走出一条使百万人民脱离贫困并通向新社会的道路。教皇约翰-保罗与波兰的条约不仅为天主教会，而且为像瓦文萨一样的劳工领导人创造了空间。罗纳德-里根在武器控制和改革方面的努力不但改善了与苏联的关系，并且为整个东欧的持不同政见者增添了力量。没有什么简单的公式。但我们竭尽所能平衡隔离和接触、压力和激励机制，以使人权和尊严同时得到推进。

第三，公正的和平不仅包括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还必须包括经济保障和机会。真正的和平，不仅是免于恐惧的自由，而且还应该是需要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