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考察团到达旧金山时，美国总统派遣特使精琦前来迎接。精琦是耶鲁大学的教授，也是考察团参赞施肇基（后任驻美国大使）的老师，他本人也曾在两年前应清朝廷的邀请，来到中国考察币制改革。所以，美国总统让他来负责考察团在美国的整个行程安排。

当时的旧金山，俨然已是一个现代化的大城市，一栋栋摩天大楼拔地而起，直入云霄，街道上也是车水马龙，灯光闪烁。考察团入住的酒店有十二层，电梯上下，让这些长辫子的清朝官员真正看到了西洋镜，又好奇，又羡慕。

考察团来到纽约，下榻的宾馆有二十八层之高，是当时世界上最高的建筑。从宾馆的高楼上俯览纽约街景，有的大开眼界，有的大惊失色，太高了，太玄了，简直上了天宫。

当时的纽约，是一个冒险和梦想的乐园，是美国蓬勃发展的一个缩影。在这个人口众多的大都市，电车，红绿灯，百货公司，报亭，纽约证券交易所……考察团见所未见，闻所未闻，有的瞠目结舌，有的啧啧称赞。

一九○六年一月二十四日，正是中国的大年三十，美国总统罗斯福接见了戴鸿慈、端方一行考察团。

一个半月后，载泽率领考察团来到美国，也得到罗斯福总统的接见。说来有趣，罗斯福总统的女儿在几个月前曾到中国游历，还得到了慈禧太后的接见。罗斯福总统在接见完考察团后，还特意给光绪皇帝写了一封信说:“我非常乐意接待这些先生们，我将精心安排他们去考察我国的一些地方和部门，以便让他们顺利完成考察任务。我将为您的考察团提供一个方便而有效的计划。”

考察团参观美国国父华盛顿的纪念馆和故居时，发现里面居然“设施简陋，无异平民”。他们简直不可思议，天朝皇宫何处不是金银珠宝奢靡无度，美国开国总统华盛顿故居竟然陈设俭朴，同普通老百姓的家没什么区别。戴鸿慈在日记中感叹:“盖创造英雄，自以身为公仆，卑宫恶服不自暇逸，以有白宫之遗型，历代总统咸则之。诚哉，不以天下奉一人也。”

“不以天下奉一人也”，戴鸿慈竟看到了这个！他的头脑无疑是清醒的。

也许在这时，考察团成员才明白了总统与皇帝的区别，“惟以一身事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

一九○六年五月十二日，奥地利皇帝约瑟夫一世在离宫宴请中国考察团。考察团游览离宫时，“列树屏蔽，蔚然深绿，景色绝佳”。他们惊奇地发现，园中“工人士女来游者甚众”，皇家园邸居然对民众开放。

最令考察团感到惊讶的是，在各国的国宴上，不但有各国元首和各级官员，连企业主和商人等也可以共同出席。在宴会后，这些企业主和商人甚至和本国高官甚至元首随意交谈，大家不分尊卑，站在一起谈论时事。这种事情，在大清王朝绝对是不可想象的，那岂不乱了纲纪！

封闭保守的清王朝，君为臣纲，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还有，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三道绳索，将人勒得透不过气来。好在中国人老实，大大的良民。那些朝廷重臣，照样下跪磕头，喳！

六

当时的欧洲民众极少有机会看到东方人，他们听说中国考察团来，纷纷欢迎，一睹为快。有一次在德国，街上数以千计的人围观考察团，使得清朝官员寸步难行。无奈之下，带团者领成员们避进街边一店铺，从后门脱身。

不料，那些洋人们见中国人从后门出来，又纷纷聚拢，因为中国人的模样，难得一见。后来几成围追堵截之势。警察吹着哨子赶到了，考察团在警察的帮助下，才得以脱身。

考察团这次出国考察，首要目标是宪政，每到一国，必然要去参观议院并考察其议会制度。由此，考察团对对各国宪政记载最详，也引发了颇多值得借鉴的思考。

戴鸿慈等人看到美国的议员们在国会中为议案而争得面红耳赤，“恒以正事抗论，裂眦抵掌，相持未下，及议毕出门，则执手欢然，无纤芥之嫌。盖由其于公私之界限甚明，故不此患也。”这种公私分明（公事和私人友谊）的议事方式，让考察团的成员们十分惊奇，也大为叹服。

考察团在英国时发现，“议员分为政府党与非政府党两派。政府党与政府同意，非政府党则每事指驳，务使折中至当，而彼此不得争执。诚所谓争公理、不争意气者，亦法之可贵者也。”这里说的政府党，其实就是执政党；而非政府党，指的是在野党（反对党），这种良性的政治互动关系看似吵闹，其实更加稳定。

载泽率团在考察英国宪政时，由法学家埃喜为他们讲解英国宪法。埃喜先向考察团介绍了英国的政治体制，特别是君主权限和三权鼎立之制。埃喜指出，君主是一国至尊，议会通过的法律，形式上都需要君主批准颁布，近两百多年来，君主从未批驳过议会通过之法案，这在英国已经形成了宪法惯例，并有法律的约束力。另外，英国的国家行政权由内阁掌控，君主不得干预。至于法院之权力，自有法院之体例，独立运行。

载泽后来总结说，英国实行的，其实是虚君之制，与本国有不通之处。在英国期间，载泽还特意向英国议院提起禁止鸦片一事，要求英国通过禁止向中国输送鸦片的法案。此外，英国还安排考察团参观了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这两所著名的大学还特别为载泽授予法学博士学位。载泽说自己穿上宽大的博士服后，倒感觉像是穿了中国的古装。

当时的法国则和英国有很大的区别，它是一个完全的民主共和国。法国是典型的大陆国家，它的历史和中国有几分相似之处。不过，法国走的是革命的道路，在一七八九年法国大革命后的这一百多年里，其间革命和复辟不断，屡兴屡废，大起大落，就连法国宪法也是几易数稿，政权更迭更是无数。在巴黎期间，法国总统偕夫人及女儿还特意陪同考察团登上著名的埃菲尔铁塔，俯瞰巴黎这个魅力之都。

临近法国的比利时，当时也是君主立宪国。当他们听说中国考察团来欧洲后，给予了高规格的礼遇。比利时国王特地派出专轮前往迎接，考察团到达比利时港口时，鸣以二十一响礼炮。比利时国王已是七十高龄，仍然出面盛情接待了考察团一行，甚至还亲自到使馆回访过一次。后来载泽颇有感情地说:“人之重我者，或非无因，在我要当亟图自重之策。人之轻我者，何莫非忠告，我当益自警觉愤发，勿启自侮之端。”

到俄国后，戴鸿慈等人特意前去拜访俄国前首相维特，并请教关于中国立宪等具体事宜。按照维特的说法，“中国立宪，当先定法律，务在延中西法律家斟酌其宜；既定之后，君民俱要实行遵守，然后可言立宪，约计总以五十年准备”。这一见解，赢得这些中国大臣们的普遍赞成。维特也指出了在中国社会中各项准备事宜应该齐头并进，以缩短准备时间，否则在近代内忧外患的状况下，怎么可能如此耐心地循序渐进，“雍容作河清之俟”。

在意大利考察时，戴鸿慈等官员看到，议会有权决定国王所任命大臣的去留，“义国任命大臣之权，操诸国王之手。而大臣之不职者，得由下议院控诉之，而由上议院以裁判之。欧洲诸国，政制相维，其法至善，胥此道也。”这种议会和君主的关系，对于长期生活在专制社会下的中国官员来说，无疑是极大的震动。

考察团在欧美各国不但参观了议院和政府机关，也参观了商场、工厂，参观了很多知名的大学、图书馆、博物馆和美术馆，也去戏院看过表演，还游览过一些公园和动物园。这些公共文化设施，是文明国家的标志，却大都是中国所没有的，这难免让考察团意识到，中国“数千年文明旧域，迄今乃不若人。”

戴鸿慈在丹麦一家美术馆里看到众多的裸体女像时，称之为:“花貌雪肤，细筋入骨，为美术之上品，信不虚也。”在伦敦的一家蜡像馆看到一个睡美人，他评价道:“心脉跳动，气息呼吸，隐约如生，殊为灵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