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除了家庭政治立场，意识形态的影响与传承之外，作为国民党（蒋经国）重点培养的政治明星，他自己对国民党也怀有感恩之心，因此，其国民党的党性比较坚强，国民党的立场站得很稳，二方面，国民党的威权统治也的确给年幼的他带来了浓重的对国民党的体制而不满的消极心理。让马英九有此“预先社会化”过程的是他在学界的一些友人。其中王晓波、南方朔、苏永钦、高朗等都值得一提。这些人中，许多人因“殷海光事件”、“台大哲学系事件”等政治事件受过牵累，对旧国民党与威权体制都有深刻与严厉的反省与批判。从马英九的父亲对这些年轻人理解与支持的开明态度遭到国民党的惩处时，马英九说出支持父亲的话，就不难看出这些人的观点对马的影响效果。

走上仕途，马对国民党的感受就更为真实了。他曾感叹，“我们这种烧成灰都是国民党的人，看到党内目前的乱象，实在令人心痛！”（1992年12月2日中国时报）因此，他成为国民党内引人瞩目的改革派，要“为国民党的浴火重生划下第一根改革的火柴”。可以说，从“法务部长”遭撤职到身为“政务委员”主动辞职，从竞选台北市长到参选党主席、乃至选“总统”，马英九都是基于要国民党重生的理性思考而做出的决定。这个过程，体现着马英九对国民党的忠、爱不再肤浅、盲目。随着对国民党、对台湾的情感与认知的加深，深受中国“士大夫”文化熏陶的他，对国民党的使命感必然会得到激发。

非政治性格特征——作为政治人的心理缺陷

内心有道，外行有德，教化于人，正是马英九政治形象与从政风格的恰当描述。但是马英九作为一个政治人物，却有着一些非政治人的心理特征，这样的先天政治心理缺陷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的政治表现，并不断遭到外界批评。

一般认为，作为一个合格的政治家，必须具备包括政治洞察力、政治敏感性、自信心、果断性、坚韧性、自制力等素质。马英九身上有一些政治人的特点，包括自信心、坚韧性、自制力等，但非政治人的特点也相当鲜明，最突出的一点就是政治敏感度低。引用政治心理学原理分析，这当肇因于马英九“高自尊”和“低复杂性”的性格特点。政治心理学理论认为，“低自尊和高复杂性的结合是政治个性的特色”。意即，具备低自尊和高复杂性特点的人更适合从政，更符合一个政治人的标准。

自尊应该是一个人在早年的成长过程中逐步确立起来的对自我价值的认同与确定。当一个人在自我价值形成的过程中没有经历“预先社会化”的过程，那么，自我价值就会以个体的内心世界为中心逐渐发展完善，自尊、自信于焉形成。反之，“预先社会化”将使人在早年时期就接触社会负面因素，并学习如何在逆境中求生，因此，其自我价值的认定并不以自我为唯一中心，而是更多受到外界的影响与他人评定的左右，自尊、自信低于没有经历“预先社会化”的人。自尊低的人相对也缺少自信，对自我的评价极易受到他人的影响，因此，特别想适应他人，并根据他所处的团体改变自己的表现，善于见风使舵。

高复杂性，则是指对自我看法的复杂性，亦即个人认为自身所具有的不同侧面的数量。从理论上说，认为自己是一个复杂的人更容易与他人交往。因为人越复杂就越能找到与他人的相似点。而政治人的主要特征——政治敏感度正是以低自尊和高复杂性的结合为基础的。因为他敏感，所以他能够通过改变自我表现、觉察和重视自身与他人之间的相似性的方式适应社会压力和不同的社会背景。

马英九是一个以“高自尊”与“低复杂性”为特征的政治人物。因家庭经济、政治背景较好，受到东西方完善而良好的教育，在其人生观、价值观或说人格逐渐健全的过程中，没有受到什么社会负面因素的干扰，基本没有经历“预先社会化”过程，从而得以相当完整而正向的型塑，其质方正，其自尊也基于对自我的根本肯定，属于高自尊人格特征。加之从政起点高，且政途比较顺遂，即使有“法务部长”被免职、“特别费”被起诉这两次大的挫折，也都在民意的烘托、幕僚团队的力挺下，以其自身形象、人格魅力的更加巩固而做结，因此可以说基本上是一帆风顺的，故缺少机诈人心、险恶世事的淬炼，对外界的认知比较正面、单一，具有“低复杂性”的政治性格特征。

高自尊，高度自信，必然导致其将事件思考简单化，思虑不周，危机意识不足，有时听不进圈外人的反对意见，又忽视沟通，引发人际上的紧张关系，乃至发生领导危机；人格上追求完美，不允许自己有弱点，也就不能体谅别人的缺点，少了雍容大度，也不习惯“海纳百川”，幕僚团队同质性高，造成领导格局上的瓶颈。

低复杂性，使其政治警觉性、敏感度都不够，危机应对能力没有被完全训练出来，也没有修炼出对人情世故的圆融练达，不懂也不擅长权谋机巧，所以在危机处理上，常常被动，措手不及，被认为“慢一拍”、“后知后觉”或 “能力弱”。

文章至此，不禁令人掩卷唏嘘，太过完美的教育反而束缚了马英九性格中本该有的张扬和性情中本该有的灵动吗？马鹤凌曾评论马英九是“守经有余，权变不足”。《论语》讲“君子不器”，允文允武，在这点上马英九的确还需再修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