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英九政治性格的养成，有着浓厚的中国文化底色。

台海网4月24日讯 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副研究员徐青在《中国评论》月刊四月号发表专文《马英九政治性格的文化心理成因》，内容如下:

一个政治人物能在政治舞台上扮演什么角色，在社会政治生活中起到什么作用，得到民众何样的评价，除受到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的影响与制约外，他们各自的独特个性心理素质则起着重要作用。一个人性格的养成因素是多方面的，其中必有一种或几种方向的心理属性是占主导地位的，它决定了这个人个性的主要倾向和本质属性，并进而决定了其从政风格与政治行为模式。探讨马英九政治性格的成因，就是要揭示出主导其性格心理特征的质的规定性，从而深入把握其当下政治风格与行为模式的本质，并为预测其未来政治操作提供某种基本依据。

在马英九政治性格的形成过程中，以下几个文化、心理因素占据着较为重要的地位。

中国文化因素——德育

中国传统的“士大夫”文化的长期熏陶，令其养成基本的做人道德与自律，更因此而打造了其从政后独树一帜的清廉形象，并型塑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政治人格。

中国传统的“士大夫”是指那些对国家、民族有使命感、责任感，并在政府部门担任一定职务的有风骨的知识分子。他们深受儒家、道家等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其为学必“首重德行”，同时学文以求多闻博识、开阔心胸、提高志趣，追求的是内心世界的“深大之境”。因此，他们信奉并身体力行于“敬事而信，节用爱人”之“在上者之心地”，治政之道讲求以“仁心”为基础，实行“仁道”，认为“政治不外于仁道，若昧忽于此，专言法理权术，则非治道”；进取之策讲求“邦有德”则尽可“成仁取义”，“邦无道”则“贤者避世”，退而自清，走隐士路线，绝不同流合污。这就是“士大夫”人格的基本修养和个人从政之道。

马英九的政治性格中，中国传统的“士大夫”的特点屡屡显现。考察马英九的从政言行，可以看到，他做人为政一贯的基本原则有七:一是诚恳，二是诚实，三是自信，四是自律，五是俭朴，六是责任感，七是能包容。他从道德、法律、责任上都能控制自己的行为，遵守所有的规则，做人昭然坦荡，讲本分，肯反省，求和谐，即使遭对手故意抹红或挑衅都不改其善良本性，与搭档合作则合乎“君子思不出其位”的儒家政治人格的基本修养；操持父亲的丧事也合乎“丧致乎哀而止”（《论语》）的儒家文化“诚”的精神；一旦认识到自己的过错则立即坦然道歉，表现出“君子之过，……更也，人皆仰之”（《论语》）的君子风度。处事有理有据，不走偏锋，表现出“周而不比”、“贞而不谅”、“勇者无惧”、“当仁不让于师”、“敬其事而后其食”（《论语》）等“君子”之格；而在个人的仕途上也“洁身重义，知道之不行，必先引退”（苏辙给宋哲宗折）。马英九一再表示，“政治人物应存诚去伪，以拙朴取代虚巧”，“官可以不做，但人不可以不做”，认为“政治不该是勾心斗角、权谋而已，应该要有更多的诚意、格调及信任，或许有人认为这是曲高和寡，但如果不坚持这些，那台湾还会有希望吗？”还说，“许多人批判我不够权谋，太过拘泥法律，但我真心的认为，台湾过去的混乱，正是由于部分政治人物太过权谋，把法律当成可以恣意操纵的权力工具的结果。我怎么可以重蹈覆辙呢？”

马英九的这些言行正体现出了他超越个人功利之上的理想性与使命感，从中的确彰显着其“温良恭俭让”的内心修养和“仁义礼智信”、“走仁道”的从政核心价值。马英九所具有的这些政治性格、所奉行的这些核心价值，与那些在国民党长期独裁体质下衍生的一般政治人物所具有的“威权人格”特征——在政治行动上充满对抗性与依附性——大异其趣。而能够在威权体制的环境下拥有并坚持这些非“权威人格”的人格特征，反过来更印证了中国传统“士大夫”文化对他的深刻影响。

西方文化因素——法育

接受现代西方民主、法制观念，强化了其自律的心理特性，并能远离“权力弊病”。

马英九于1974年8月赴美留学。1976年2月取得纽约大学法学硕士学位，1981年3月取得哈佛大学法学博士学位。近10年的法律专业的深入学习与领会，使马英九的价值观深深打上了西方法制观念的烙印。他曾坦承“自己是讲求公平、正义与法治的司法性格”，还分析说，“我拥有的司法性格……要追溯到年轻时念书，深受先进民主法制国家的影响。西方的民主自由与法制……才是国家长治久安必走之路。”

在西方文化因素的影响中，西方现代民主法制的观念对马英九影响最深。而要瞭解这些因素对马英九的影响，则必须考察东西方法制观念的差异，体察这样的差异是如何在马英九的法制观念中相互融合并运用到其政治行为之中，从而一窥其与台湾社会政治文化形成强烈反差的根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