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岸见解和台湾经验

人物周刊:你愿意对两岸问题做一个简要的清晰表述吗？我想北京会有很多人想知道你的见解。

朱立伦:其实两岸之间的发展，也是分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军事对抗的阶段，这在30年前大概就已经结束了；第二个阶段，是政治对抗的阶段，就是彼此相互排斥，相互竞争，在外交领域上甚至出现了民众最痛恨的金钱外交；第三个阶段，是经济上的竞合关系。

为什么讲竞合？两岸将来在经济上绝对是既竞争又合作的关系。有很多人会说，为什么不是合作，为什么要先讲竞争？因为现代化的经济，绝对不是分国家，也不是分哪个洲的，而很可能是城市跟城市、区域跟区域的。那这个竞合关系将来要怎样发展？很考验我们双方的智慧。

至于经济的竞合关系，会走向一个怎样的政治关系？我可以很大胆地讲，军事的敌对，应该不会存在，政治的对抗，也不太会再继续。那有没可能因为经济上的感召，政治上走向一个双方互信合作的机制，我觉得这是可能发生的。

人物周刊:马英九先生上台后，他的两岸政策受到欢迎，但在大陆包括台湾也有人认为是“暗独”。从大陆的视角来看，很多民众有一种强烈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立场，这也是大陆迄今没有在“放弃武力”上松口的民意考量。作为台湾政治家，你怎样看？

朱立伦:其实两岸的新一代，都是在复杂的环境中长大的。我们从小读的书就告诉说，大陆的河山是属于我们的，中华民国是包含现在所有的大陆的，还包括蒙古在内。是谁把蒙古丢了，我们都还要追究历史责任。我的意思是说，民族主义或者民族情感，在台湾民众的心中，并不是不存在。钓鱼台事件发生的时候，我们一样有很强烈的民族意识。

我要强调的是，希望两岸的政治家，一定要有耐心去了解双方还存在一些认识上的差异，而不能用“民族之爱”，去压迫另外一方。像过去用军事威吓进行压迫，是不可行的；用政治的孤立手段，大家也觉得没有意义；下一个阶段，就是要大家相互合作相互了解，所以我说，未来存在着一个竞合关系。

人物周刊:台湾施行普选制，特别是最高领导人直接选举，已有十多年历史，你怎么评价？

朱立伦:普选是一个必然趋势。社会进步到一个程度，民众对参政权的要求会越来越高，这是不可阻挡的。作为领导人，就要做好完善的规划，“待变”，不是最好的办法。

从过去台湾的经验来看，政府要分阶段性地做好完整的规划，在民众的知识水平到达什么样程度、在经济发展到达什么样程度时，就应该开放一个什么样的参政权，让民众积极地参与。

人物周刊:你是国民党的领导人，提出了国民党的年轻化问题。我们想问，如果还在2004年大选的时候，是马英九先生代表国民党出来选举，情况会不会更好？

朱立伦:你讲到马先生的例子，我想他也经历了很辛苦的一段时间，但最后还是证明，当有民主的时候，民众还是比较倾向改革，民众是接受年轻一代的。

国民党内有没有尊老文化？当然有，敬老尊贤永远是中国人的一个美德，也是一个包袱，存在于所有的公家机关。民间企业也一样。

我想年轻化改革是很重要的。我的看法是提名候选人这一部分很重要。以前我们没那么重视所谓的党内民主，或者是初选制度。我们现在首先是保证党内民主。非常明确，没办法通过党内民主、初选制度的，很难获得党的提名。

第二块，保留一个空间，万一这个选区受到派系影响，候选人不是那么优秀的话，还是要征召理想的年轻人，这样就让很多年轻人出头了。

共产党在大陆的情况是不一样的，它有点像台湾当年公务员的训练方式，先当县级市长，然后当书记，然后地级市的副市长……我们是靠选的，从各地议员开始，然后变成乡镇市长，然后再变成“立法委员”，“立法委员”再变成县市长，县市长在台湾就等于大陆的“省级干部”一样。

要在培养选将的过程当中，让国民党的人才都有机会。最近大家在检讨年底的选举，有说找不到战将的困扰，为什么？回过头来，就是党在过去十几年里培养的人不够多，就变成无将可用的困境。

人物周刊:在台湾，民进党是不是已经边缘化甚至泡沫化了？

朱立伦:台湾需要一个健康的反对党，如果国民党不能够不断地改革的话，将来反对党有可能变成执政党。

我觉得有趣的一件事是，民进党以前的口号是改革的，是进步的，但我发觉他们现在是退步的，他们现在碰到的困境，和十几年前国民党改革时的困境一模一样，都纠结在一些老问题——老人之间的政治纠葛，还在讲他们所谓的“四大天王”，还在纠结于两岸的过去，最近还在说什么“反共救国”。我就想说，拜托，那都已经过去了，赶快培养更多的年轻人吧。

公众人物，隐私是必须要牺牲的

人物周刊:有关知识分子和政治的话题。你是大学教授出身，当过“立法委员”、县长，你怎么看这三重角色的转换？

朱立伦:知识分子喜欢说嘛，比较不喜欢做。当教授，就是说给人家听；当“立法委员”，也是说；当首长就是做。说跟做，执行跟理念，常常是不相同的，角色也需要转换。一个教授出身的，如何把理论转化成实务，这中间需要心态的调整，需要执行力的发挥。

这几年对我来讲，最大的磨练就是心态完全调整:你就是一个执行者，让团队都发挥作用。另外一个角度就是，当教授和当“议员”都是个人秀，当首长则是靠团队，自己好没用，要团队好。

人物周刊:李敖先生曾经讲过一句话，知识分子最好的做法是影响政治而不是参与政治。你为什么要从政？坦白讲，以知识分子的立场来看，繁琐的政治现实事务，确实很枯燥。

朱立伦:人都有一些责任感。对个人的责任感，对家庭的责任感，对家乡的责任感，对你的国家的责任感，对这个社会的责任感。我的责任感，就是能不能让我们的下一代更幸福，让我们的明天更好。

我经常在想这件事情，既然有这件事情存在，你不能只独善其身吧，如果每一个知识分子都独善其身的话，那谁来兼善天下呢？我觉得知识分子的责任，应该是做一点，不只是坐而谈，你要起而行。

人物周刊:那你从每天的现实事务中，会有成就感吗？

朱立伦:解决民众的问题，就是成就感所在。做地方首长，修桥铺路，解决问题，改善民众生活，每一项都会有成就感。当你走到任何一个地方，这条路是你开的，这座桥是你修的，这座学校是你建的，这个民众所期待的建设完成了……在乡下那种地方，本来没有自来水，自来水到达了家里；本来垃圾没办法解决，解决了，这些都是成就感所在。

人物周刊:你是海归派，也在参与台湾政治。大陆的海归派，特别是从欧美回来的知识分子参与政治的，为时并不长，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和大陆同行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