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空站号称“太空航空母舰”，在冷战时期是美苏两国战略家们心目中的宠儿，其居高临下的战略优势十分明显，在政治宣传上极具轰动效应，但其造价和费用也十分惊人。据透露，美国原想独自建造的“自由号”空间站，全寿命周期总费用预测高达1180亿美元，包括建成后要维持运行的费用，而“养”一个空间站更是耗资惊人，每年约需13亿美元。

在美国，要搞国际空间站，屡遭反对的主要原因就是耗资巨大，在相当长时期里只有投入没有回报。著名科学家、曾发现地球辐射带的范艾伦说:“空间站的费用远远大于它的无可非议的科学目的和实际用途。”

前苏联在搞“和平号”时实行的是计划经济，据苏联自称，研制“和平号” 空间站的总投资为35亿卢布（苏联时代的币值），包括地面测控台站支援飞行所需的费用。如果加上与其配套的、出生后不久即夭折的“暴风雪号”航天飞机的花销在内，对国力的实际消耗，应在1000亿美元左右。这么一个天文数字般的财政花销，连美国这样的世界首富都不敢问津，在苏联居然用计划经济的强制手段搞出来了。推想可知，导致的结果必然是国破民穷，百业凋敝。

这种结果，正是美国梦寐以求的。70年代至80年代初，正是苏联军力鼎盛时期，以苏联为首的华沙条约集团，以咄咄逼人之势，对美国的全球战略利益构成了严重威胁。美国哈佛大学一位研究苏联问题的历史学家，却窥测到在苏联强大军力的背后，潜藏着一种“国力耗损”的不治之症。他据此向里根政府献计，以误导苏联“扩大军力，消耗国力”的途径，促使苏联社会走向瓦解。

美国这一战略的目标是，通过利用苏联领导集团思维方法和决策机制方面的弱点和社会弊端，来动摇其社会体制的总体稳定性，进而从根本上达到瓦解苏联社会制度的目的。其要点之一是，制造核战争的危机气氛，使苏联扩充军力的马达不断加速而无法刹车。

从专业角度讲，载人航天技术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极高的科学价值和广阔的商业前景，但是仔细分析起来却是一项风险极大、周期很长、短时间不见效益的超前性科学试验活动。不经过充分论证和综合权衡，仓促上马，必然陷入被动。

苏联发展国防高技术的最大教训是搞“象牙塔”，用国民经济填“无底洞” 。反之，用国家资源开发出的高技术又借口国家安全、保密等理由，不能反馈到国民经济主体中去牵引国家整体经济实力的发展，其结果必然是越搞越穷。

说穿了，这里涉及到一个重要的概念:什么是国家安全？

国家安全的涵盖面很广，最基本的要素是军事安全和经济安全。经济安全，在现代国家安全中已占据核心地位。没有经济安全的军事安全，最终带来的是国家不安全。

冷战结束以后，美国已失去了军事威胁的对手，但却制定了高额国防预算，挖空心思寻找借口，制造了许多超前的军事开发项目，包括NMD和TMD计划等超大型军事发展计划。其原因在于迄今为止，军事需求一直是人类社会实践中所面临的难度最大的需求；以国家安全名义开展的技术攻关活动是不计成本、效率最高的技术攻关活动。因此，许多市场效益极有前景的高技术产品，包括载人航天技术在内，前期开发费用通常都很高，单靠市场机制很难推动。惟有靠军事开发成熟后，再向市场扩散和转移，才能收到高额的经济回报。美国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悟出了这个道理，始终把军事技术开发当成是国家高新技术发展的创新源头，并借市场机制使军民技术开发同轨运行，再通过税收管理使国家的投入最终转化为国家的财富积累。现在看来，这是国家战略中最精彩的部分，可以使军事安全和经济安全互相拉动、相得益彰。

当今，载人航天技术最现实、最大的社会效益是产生创新思维，牵引国家技术发展。有人把航天技术看得过于神秘，其实航天技术的五大要素:航天运载器、航天飞行器（含人造卫星）、航天传感器、航天发射场和航天测控网，分解后也都是由许多普通的常规技术，经过筛选、提炼而集成的，真正的纯航天技术为数不多。但是，世界上许多高精尖的技术产品和创新思想又都来自于航天产业。所以，只有使航天技术从冷战时期制造的神殿中走出来，作为民用产业的一部分，才能解放生产力，促进它的发展。有些部门，例如航天发射场和航天测控网等，全部作为军事部门管理，在经济困难时期具有效能高、便于重点保障、有利于确保进度等优点。但在和平时期、市场经济条件下，这种管理体制，将会变相地加重军队和国家的负担，不利于军队的建设和综合国力的发展。只有在管理体制上实行军民分离，才有利于把航天产业当成知识经济的生长点和创新技术的源头，使它对国民经济产生拉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