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8日下午，在中国人民大学“汉青高级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揭牌典礼暨斯蒂格利茨名誉博士授予仪式”上，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著名经济学家、美国哥伦比亚教授信息经济学的开创者斯蒂格利茨教授最早在被授予中国人民大学名誉博士学位，并与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教授共同出任新成立的“汉青高级经济与金融研究院”名誉院长。仪式结束后，斯蒂格利茨教授就《中国新经济增长模型制度框架》做学术报告。

他说，中国在过去30年间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不断地用新的策略和政策，也有很好的适应性。世界在变化，中国的国情也在变化，要保持持续稳定的发展，就需要探索新的增长模型。

他认为，在新的发展模型中，有最值得关注的四个问题：

一是社会平等问题。在中国，农村内部的不平等，农村与城市之间的不平等，城市之内的不平等，等等，这些不平等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影响经济平衡稳定的发展。

在中国建设过程中，这种不平等很大程度上是制度因素导致。长期以来，中国的经济建设以GDP增长为目标，而忽视其他指标。这种制度设计，就不利于中国经济增长平衡和可持续发展，加剧了社会不平等现象。他建议经济建设目标不仅是需要增加GDP，关键的是要能持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种提高应该是环境上持续的，在社会上也要可持续，也就是要缩小居民真实收入差距。

新的经济正是以这样一些事实为基础的：多数人认为如果整体经济提高了的话所有的人都会受益，但实际上他们的受益是不平等的，这种经济模式是行不通的，不利于国际稳定和持续发展。国家必须采取更好的促进增长的模型。中国政府提出建设和谐社会正在强调社会之间不同群体的利益平衡。

二是对环境越来越多的担忧。中国已经进入了这样一个快速的增长阶段，经济的增长会对环境造成压力，在这个阶段对于环境和资源有很大的需求，在下一阶段随着工业的再发展就进入了知识增长阶段，这时候对环境的需求减少了。比如现在的美国2/3在服务行业就业，而这些行业对环境的需求是比较小的，正像大家知道的，中国正在经历这样一个阶段，房产建设、公路建设等等，这些都会对环境增加很大压力。如果中国模仿现在工业国家的生活方式，这将对环境产生巨大的压力，我们必须改变这种现状。

三是对创新的重视越来越多。在增长模型中重要组成部分就是技术创新，要强调的是西方的技术发展模式可能和中国的社会目标是不一致的，所以要强调建立独立的创新体制。西方的创新模式过多的强调降低劳动的投入，过少的强调对资源和环境的投入。劳动主要被视为生产的成本，也就是说太多的努力都放在减少对劳动的成本上，假定生产率增长5%，而产值增长多于5%才能正好保持就业的增长。对于社会来说失业是个问题，但是对一些企业界来说高的失业率对他们是有利的，因为这样可以压低工资。我认为就业对于社会的和谐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在分配上。降低对低工资劳动力的需求会对企业有利，但是会增进社会的不平等。西方的技术创新过多的注意减少劳动力的需求，但是没有足够注意到减少对环境的需求。因为环境的投入没有被给予适当的价值，比如说地下水的使用就没有很好的得到市场价格，结果世界的很多地方地下水位已经过低，已经不能维持最基本的农产品的生长，需要更多以市场为基础的激励来帮助解决这个问题。

创新中要重点强调的是创新机制，中国的“十一五”规划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设计具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结构，其中一个特性就是更具有创新的市场经济。西方的机制是非常有效的，建立在强有力的政府对基础科学的支持上和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上。虽然效率很高，但是扭曲也很严重。以制药业为例，有太多的资金放在广告上，而更少的资金放在研究上，而且研究的方向放在了生活药品上，而不是放在挽救性药品上，特别是挽救穷人健康的药品上。

这种创新体制通过专利给垄断者拥有垄断权，他们对垄断的创新有时间是起着压制的作用。我们所需要的是以发展为导向的知识产权制度，跟所有方面一样，“一刀切”的政策总是行不通的。即使美国的知识产权制度适合于美国，但并不一定适合于中国，实际上美国也越来越多的认识到美国的知识产权制度对美国也不是那么合适的，那么对中国就更不合适了。知识产权制度只是创新制度的一个方面，应该有一些工具的组合，包括专利、奖励和政府支持。应该更多的鼓励更加满足社会需求的创新，比如减少对环境的影响，创造就业机会，提供更多的激励措施来使人们使用知识，并且更多的认识到现有的知识产权制度是不完美的。比如说现有的知识产权总的来说是朝着过渡的专利化的倾向，因为专利化就把一个公共产品变成了私有化。

四是将经济从以出口为导向转向国内消费和投资。出口模式的增长是不可持续的，因为市场会饱和。另一个是这种高的出口增长在工业国家受到了政治的阻力，中国出口远远大于进口，因此已经积累了足够的储备，中国有理有保持这种储备，这样能够预防国际市场的波动，如今中国的储备已经足够应对各种应急的情况。中国下一个增长点是在开发国内需求上。（经济观察网 记者刘小兵）

斯蒂格利茨教授简介　　斯蒂格利茨出生于1942年，获麻省理工学院博士学位，此后在剑桥大学从事研究工作。1969年，年仅26岁的斯蒂格利茨被耶鲁大学聘为经济学教授。1979年，他获得了美国经济学会两年一度的约翰·贝茨·克拉克奖，该奖项用于表彰对经济学作出杰出贡献的40岁以下的经济学家。1988年起他在斯坦福大学任经济学教授，自1993年开始成为克林顿总统经济顾问团的主要成员，并且从1995年6月起任该团主席。1997年起任世界银行副总裁、首席经济学家。现任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2001年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和美国经济学家乔治·阿克洛夫、迈克尔·斯彭斯，因为对信息经济学发展的突出贡献，共同获得当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斯蒂格利茨为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信息经济学的创立作出了重大贡献。他所倡导的一些前沿理论，如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已成为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的标准工具。他是世界上公共部门经济学领域最著名的专家。他所著的教材是世界上最通行的教材之一，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包括十分畅销的本科教材《公共部门经济学》（诺顿公司）和与安东尼·阿特金森合著的《公共经济学讲义》等。他编著的新版《经济学》推翻了新古典综合派的理论体系并形成自己的框架，被誉为第四本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西方经济学教材。1987年，他创办的《经济学展望杂志》降低了其他主要经济学杂志所设立的专业化障碍。　　斯蒂格利茨博士是美国最著名的经济学教育者之一。他先后执教于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和牛津大学，并从1988年开始在斯坦福大学任教。他主讲经济学原理、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公共部门经济学、金融学和组织经济学，包括在该校最受欢迎的“经济学1”。他的数十名博士在世界各地任要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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