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大量的史实和人证物证早已证实了列强侵华，尤其是日本侵华战争的既定事实，任何否认这一事实的论调，都会在铁证如山面前显得苍白无力。我不想喋喋不休地重复历史，但我却不得不为如何解决这种学术争议的提议而忧心：是不是对于任何学术上出格的“论调”，都要诉诸立法来进行禁绝？或者说，法律是否应该为学术问题留有必要的争鸣空间？

列强侵华尤其是日本侵华战争的事实，无疑已经凝聚成为中华民族共同的伤痕记忆和前进动力，在这样的价值层面，相信不会有什么异议。但问题是，这些又同属历史学研究中的学术课题，仅仅从价值层面我们无法推断并还原出全部的历史细节，这样的“空间失忆”或者“时间失真”，必然要为历史学的学术研究提供可以探究和商榷的空间，而这则属于学术自由的范畴。

就学术自由而言，允许别出心裁甚至谬误的观点出现并且表达，是学术自由的题中之义，否则学术谈何自由？至少在目前，关于学术自由的一个几近一致的观点是，学术研究作为发现和传播真理的载体，必须挣脱现实的束缚而保持远距离的观照。这是因为，不论在社会科学领域还是在自然科学领域，绝对的真理并不存在，只标榜一种“绝对真理”而忽视甚至打压其他“不同声音”，其结果必然是学者自由权利和学术生命力的丧失殆尽。

我知道，喻权域院士建议通过立法禁绝“汉奸言论”的初衷是善意的，但一旦《惩治汉奸言论法》在立法层面被通过并获实施，其就会脱离建议者的初衷，成为打压学术自由尤其是历史学学术研究自由的“法律爪牙”。既然要惩治汉奸言论，那么，何为汉奸言论就要从立法层面上进行严格和详细的界定，而这作为一个学术问题，无疑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样，一旦立法遵循“宜粗不宜细”的原则，将汉奸言论交由“执法实践”或者“司法实践”，那么“汉奸言论”就很容易成为学术上打压异己或者非主流观点的有力武器。不久前，百余学者联名申请科普法删除“伪科学”概念就是最好的例证。

当然，学术自由对“学术研究自由”的宽容，并非没有任何底线限制。只不过学术问题不应通过立法事前规范，而应当由学术自治自行净化学术环境，通过“优胜劣汰”来纠正“错误言论”。必须注意的是，这不是在以学术自由为真正的“汉奸言论”进行辩护，而是说相比于尊重学术自由所能激发的学术创造力而言，“错误言论”是学术必须容忍的“小恶”，这是一种“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学术理性。

事实上，我国《宪法》第四十七条对学术自由有明确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国家对于从事教育、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和其他文化事业的公民的有益于人民的创造性工作，给以鼓励和帮助。”这其实意味着，对学术自由的任何限制，都需要以《宪法》层面的相应规定来限制，即只有学术自由中的“错误言论”违背了《宪法》的强制性规定时，法律才有限制和禁绝的必要，根本没有必要画蛇添足地以《惩治汉奸言论法》来规范。（文/志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