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机要费”案有了新发展。台湾“总统府”阻止法院准许检辩阅卷，宣称要提“释宪”；法院则表示，准许阅卷的决定不改变。而吴淑珍等被告的律师团，竟对法院开放阅卷表示抗议，声称将拒绝阅卷。

台湾《联合报》今日社论说，这桩举台瞩目的重大弊案开审以来，被告以及支撑被告的律师团、政党、“总统府”，乃至陈水扁本人，可谓用尽一切手段阻挠审判进程。但法院依法进行审理的决心十分坚定，使种种手段皆徒劳无功，反而暴露出被告方面的心虚，如今辩方已将自己逼入墙角，进退两难。

法院曾采取函查、传唤证人等调查行动，却未能取得陈水扁自辩“机密外交”至少在形式上存在的证据；已裁定侦查检察官陈瑞仁密封的陈水扁笔录等资料并非“机密”，准许开封，供检辩双方阅卷，以便进行攻防。法院同时裁定：在调查“机密外交”形式上是否存在的过程里，“府”方既一再拒绝配合，则若“府”方确曾有核定“机密”的公文竟拒绝说明，事后再以其它事由争执，将移请检方侦办相关官员隐匿公文书的罪嫌。

社论接着说，既已可以阅卷，律师团却杯葛阅卷，若因此而损及被告的权益，责任当然应由律师团承当。不过，公诉检察官方面则是一定会声请阅卷的。因为，在陈瑞仁检察官的起诉书里，曾部分引述陈水扁的供述；为了在审判中证明吴淑珍的犯行，公诉检察官一定会使用陈水扁的供述当做证据。

在正常情形下，律师团为维护被告权益，一定要全力争取为被告辩解的一切机会；倘有“机密外交”的证据而不请求调查，准许阅卷又拒绝，这是什么辩护策略？何况，包封的卷证，皆属陈水扁及一干被告的供词，律师团有什么理由竟然不敢亲睹？难道律师团和被告一样，对所谓“机密外交”的“真相”心知肚明，以致根本不敢面对？再说，就算律师团不阅卷，检方阅后照样会在论告时公开其内容；倘若在内容公开后，竟发现所谓“机密外交”皆“纯属虚构”，则律师团又将如何答辩？律师团采这种策略，到最后恐怕会迫使被告必须请求传唤陈水扁作证，以期推翻陈瑞仁所作笔录。届时，曾主张“总统作证亦违宪”的律师团和民进党又如何自圆其说？显然，合议庭准许阅卷之后，被告方面的压力已立见增加。

社论还指出，至于“总统府”方面欲提出“释宪”，恐怕也不是那么容易。现在究竟是由陈唐山等被裁罚的官员声请，或者陈水扁以“总统”名义声请，又或者以“总统府”机关名义声请，尚不明了。但无论由谁声请，都必须符合法律的规定；“大法官”也不是能够随便扩张职权，任意受理“释宪”声请的。

最重要的是声请须符合形式要件。倘若以“总统”或“总统府”机关的名义声请，即应说明究竟是在行使什么职权时、及适用哪一条“宪法”或法律时发生疑义？法院命“总统府”乃至陈水扁说明“机密外交”核定的流程，其实是法院在行使调查的职权，并不是陈水扁在行使职权；且陈水扁竟然不准法院对自己及其它被告已经完成的供述裁定阅卷，亦根本无法说明是适用哪一条“宪法”或法律发生了疑义。再者，倘若以陈唐山等个人名义声请，则须待其对拒绝作证的裁罚之请求救济的程序完毕、处罚确定后，方得提起。何况，不论提起什么“释宪”，如今皆不能阻止法院准许阅卷；且纵然要求“大法官”为暂时处分，一方面这种“大法官”自创的暂时处分权能否适用于法院审理程序，有无干涉审判之虞，尚有待厘清；另一方面，时间上也来不及。也就是说，法院已经取得主动地位，待阅卷后，“机密外交”的真相即可公诸于世。因此，“总统府”的这一招是无法对抗法院的。

社论最后说，“国务机要费”案开审以来，始终未见被告陈水扁方面堂堂正正地在审理中为自己的清白辩护，却反而用尽心机干扰审判、拖延时间。这样做的用意，只在试图推翻“一审有罪就下台”的政治承诺；但毕竟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合议庭在执法精神及处分手段上的卓越表现，将使被告方面的计谋不能得逞。

来源：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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