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阅读与个人经验

□雷颐

每个时代的阅读热点都影响着个人的阅读兴趣，但个人毕竟还有与众不同的趣味选择。对时代阅读与个人经验彼此互动的回忆，也从一个重要方面重构了那段历史的知识、心灵和思想图谱。

１９７８秋我进入大学时，“思想解放”运动已经发端，到８０年代初已荡成大潮。时代潮流立即反映在校园阅读中，“文革”前出的书很快全部解禁，一些新书尤其是翻译作品也越来越多。经过十年浩劫“文化专制主义”无书可读之苦，大家几乎是贪婪地“啃书本”。虽然读书各有所好，但还是有明显的阅读热点。

对改革刚刚起步的中国来说，不同于苏联模式的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实践提供了重要的借鉴和启发作用，卡德尔等南共理论家的著作成为热门读物，无论是“ 文革”前为“批修”翻译的内部读物还是新译之作，都炙手可热，引起激烈的争论。现在看来，南共的实践并不成功，但他们对苏联模式的批判，还是使人深受启发。稍后，由多家出版社共同推出的“现代外国政治学术著作选译”丛书格外值得一提。这套丛书使人对欧洲共产主义、力图调合计划与市场走“第三条道路 ”的布拉格之春、布哈林的理论……有了系统的了解。

我国对西方文学艺术中的“现代派”长期以来是只有批判而鲜有译介，时至８０年代初仍属批判对象，几乎没有完整的作品译介。但现在想来颇难以理解的是，当时大学生却偏偏对自己无缘多读的“现代派”分外着迷，想方设法从零星的批评、译介文章中略窥一二，以致谁能谈几句“现代派”就被同学“另眼相看 ”，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掌握了“话语霸权”。当时北大出版社出过一本现代派导读，市面上根本买不到，图书馆规定因教学需要，只有中文系三年级以上的学生才能借阅，当然要提前很久预约。

外国现代哲学也是如此，８０年代初完整的译介并不多，但大家就是着迷，尤其是萨特在一夜之间风靡校园，他的《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我差不多全文摘抄。他以戏剧、小说对“人”是“存在先于本质”的阐发，引起了曾经个性完全泯灭的那一代青年深深的共鸣。在８０年代青年的心路历程中，萨特抹下了浓重的一笔。９０年代初，我还应某出版社之约写了《萨特》一书，作为对自己青春阅读的纪念。当然不能不提商务的《理想的冲突》，这本书不知摆在多少人的床头。虽然所学是历史专业，我却一句句读完了《小逻辑》、《精神现象学》、《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等当时所有译成中文的黑格尔、康德的巨著，自己写起文章也是满篇“现实的理性批判与批判的理性现实”之类。但从大学三年级起，对罗素的喜爱引导我一步步脱离德国哲学而沉迷于科学哲学、维也纳学派，罗素、波普尔、石里克、莱欣巴赫等人明白如水的行文风格使自己的文风也随之一变。直到现在，我仍感叹中国“思想界”中“德国色彩”太浓，“ 盎格鲁—萨克逊色彩”太淡。而中国学者影响最大者莫过李泽厚，绝对是“独领风骚”，他的《批判哲学的批判》和美学、中国近代思想史论述使包括笔者在内的一代人获益之深，恐是后人难以想象。

从８０年代中期起，阅读更加多样化，但《第三次浪潮》和“走向未来丛书 ”还是掀起了以控制论、系统论和信息论为主要内容的“新方法论”热。中国新一代中、青年学者此时开始崭露头角，在“阅读图谱”中渐占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