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卡夫卡开始　

□何小竹

我是从《城堡》、《橡皮》以及《鼠疫》进入到八十年代阅读的，而我也相信，八十年代大伙儿反“主流＂反“大众＂反“传统＂的阅读，也即从卡夫卡、罗布—格里耶以及加缪（萨特）开始。我那时还是不足２０岁的少年，影响我阅读的是一位正在写小说和另一位写小说也写诗歌的朋友，朱亚宁和陈乐陵。１９８２年，朱亚宁生就一副卡夫卡似的表情。陈乐陵虽然时常咧开大嘴嬉笑，但他那单身卧室的墙上，仍然挂了一幅面色忧郁而冷峻的卡夫卡素描头像，我猜想，他是将卡夫卡当成自己精神上的表情的。那时相处密切的还有另一位叫幺六的朋友，瘦削的脸庞，炯炯有神的眼睛，真还十分的形似卡夫卡，但他那时候最热衷阅读的却是一本叫《麦田守望者》的书，坐在川东江边的老茶馆，一边读，一边恶狠狠地发出哧哧的怪笑。不知为什么，幺六这位朋友的阅读趣味未能影响到我，在我最可能阅读《麦田守望者》的时候错过了对它的阅读，以后，就永远地错过了。１９９４年，这部小说有了更豪华的再版本，我曾慕名买了来读，却怎么也读不下去，我由此而对当年幺六读此书时那种乐不可支的神态大为迷惑。

整个八十年代，我主要是写诗，基本上没写过小说。但在阅读上，我读小说却要比读诗多得多。我自己开始写诗据说也是受了西方现代主义影响的，但对于那些翻译过来的现代主义诗歌，我却普遍的读不大明白。我记得我读得相对有兴趣一点的，是史蒂文斯和弗洛斯特，而史蒂文斯也主要就是他那首《观察乌鸫的十三种方式》，这也是陈乐陵十分迷恋的一首诗，是他推荐我阅读的。至于艾略特和埃利蒂斯之类的诗人，我在阅读上从来就是敬而远之的。

八十年代，可以说是中国阅读界猛喝洋奶粉的年代，中期翻译进来的马尔克斯和博尔赫斯，更是在中国文学界造就了一批以马原、格非为代表的先锋小说。那时候，有一种写作跟着阅读走的时尚，像我的朋友朱亚宁和陈乐陵，他们那种读什么并不写什么的趣味，反而使他们的作品遭遇到严重的冷落。诗歌界情况要好一些，虽然也有一批读什么写什么的人因此而成为诗人，但也仅仅是八十年代诗人群中的一个分支，遮蔽不了一大批更具原创性的，以“非非＂、“他们＂和 “莽汉＂为代表的“第三代＂诗人的写作。作为那个年代阅读和创作两方面的亲历者，我对造成这一现象的分析是，那时候掌控着公开出版物的编辑和批评家们，大都并无对原创作品的辨别能力，只能跟着阅读的时尚走，看见有了本土的马尔克斯和博尔赫斯，便兴奋得不得了。而一个小说家要想自己的小说与读者见面，也只有他们那一个管道。诗歌则不买他们的账，你不发表，那咱们就自己油印了来寄发，即所谓的“民刊＂，造就了丰富的“民间写作＂的土壤和多流派共存的写作多元的气候。所以，朱亚宁在八十年代曾感叹，小说怎么就没有“民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