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了周南的话，与周南同时接任英方代表团团长的伊文思愣住了。紧急商量之后，英方作出答复，说他们有一些国家也有商务专员。但周南进一步揭露说：你这根本就是无稽之谈，商务专员是商务处的商务专员，而商务处是大使馆下面的一个单位，跟高级专员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你这样糊弄我们不行。

在周南的穷追猛打之下，伊文思没了招数，只好同意在香港设总领馆。周南表示，英方代表就是这样步步为营，只要有空子他就想钻。你不给他一些压力，他是不会轻易接受你的条件的。像在中英联合机构有无必要成立以及成立后何时进入香港的问题，英方一开始也是抵触得很，无论怎么谈就是谈不拢。最后，我们就根据小平同志“进驻是必须的，名称可以改变，进驻时间早晚也可以松动。晚两年进驻和晚两年撤销也无所谓”的指示，向英方摊了牌，说这是中国最后的方案，并且要求他们必须在二三天内给予解决，否则将由他们承担谈判失败的后果。这下他们才猛烈惊醒，开始严肃对待这个问题，并最终以双方都能接受的时间达成了协议。

这个问题一解决，香港回归谈判也就“轻舟已过万重山”，剩下的那些小的具体问题随即一一解决。1984年9月，周南与伊文思草签了中英《联合声明》。谈判从开始到结束，正好两年，与小平同志当初提出的期限完全一致。而在中英《联合声明》草签之前，周南也被中央任命为外交部副部长。

有人说，我在香港那几年的工作，是在“风口浪尖”上过日子。此话不假。但“搏浪方知沧海阔”，我们终于还是排除了各种干扰，保证了香港的顺利回归接下来的几年，周南又以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的身份参与了中葡澳门问题谈判，随后又参与了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起草工作。这期间，中方也与英方进行了不少斗争。1990年4月，《基本法》在七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获得通过。而在这年的2月，周南也离开外交部，就任新华社香港分社（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的前身）社长一职。

周南说，在开始的一个阶段，中英合作应该说基本上还是好的，虽然也有摩擦的时候。但“树欲静而风不止”，从1990年代初特别是1992年彭定康就任末代港督开始，中英关系发生了明显变化。英国在香港问题上从合作为主变为对抗为主。

周南履新恰巧就在这个时候。外界因此也颇多猜测。有媒体说：周南在出任谈判代表团团长时，就以硬朗的作风对英方谈判对手屡施下马威，过渡期内，同英国人交手，需要一名能压得住英国对手的外交家，保证香港在过渡期内不会出事，保证中国不会坠入英国人撤退时设下的陷阱；还有媒体说：周南是强硬派，是来监管英国人，不让他们在过渡期内捣乱的。对于外界的评论，周南坦然接受，他说：“强硬派就强硬派吧，这总比在外部强大压力下搞投降妥协好嘛。”

周南说：“中英关系围绕香港而出现的变化，根本原因就在于英国错误估计了中国形势。我看了他们英国议会外交委员会的一个内部文件，上面公开讲，说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国现行政府能否维持到1997年，是很成问题的，因此，英国的对华政策应有高度的‘灵活性’。说白了，就是要改变原来的协议，使香港继续留在他们手里。”

周南说，彭定康就是英国在香港政策的具体执行者。他单方面抛出所谓的“政改方案”，其目的以“还政于民”为名，行“以华制华”之实。企图在香港回归中国之后，还能延续英国在香港的管治。说起来，这样的招数并不新鲜。早在1947年，当英国看到人民解放战争取得节节胜利，可能冲击到它在香港的殖民统治时，就和美国官方共同谋划怎么打“民意牌”，并由当时的港督杨慕琦（Mark Young）提出了一个“政改方案”，包括组成一个部分华人参加的所谓的“市议会”和“改变立法局成份”，美其名曰“还政于民”，期望用“以华制华”的手段，来阻挠香港回归中国的目的。后来，他们看到新中国没有在短期内解决香港问题的打算，就又缩回去，把“政改方案”束之高阁，重新回到总督一人专政的体制。在眼看就要撤出香港的时候，英国人再玩这一手，其目的不是昭然若揭吗？这样的阴谋，我们当然不能接受。但英方不讲信誉，我们要讲信誉；英方不讲原则，我们要讲原则；英方不守协议，我们要守协议。为此，中英双方进行了17轮会谈，我们原想通过会谈达成谅解，哪怕我们做点让步。结果不行，你越让，他的要价越高，很小的问题他们都一定要坚持，例如取消区议会委任的议席问题，最后还向中方发出最后通牒，说他们就这样决定了，你接受也罢，不接受也罢，这个问题没有必要再讨论下去了。17轮会谈就这样由于英方的破坏而破裂了。这样一来，原有的“直通车”安排就没办法实现了。怎么办呢？为避免香港特别行政区在成立初期出现法律真空，确保香港的平稳过渡，我们不得不按照小平同志的指示来个“另起炉灶”了。

周南还谈到了他与彭定康的一次正面交锋。那是在1993年香港大屿山天坛大佛开光典礼活动中，彭定康先是面对在场记者肆意攻击中国政府，并为他所推行的“三违反”政改方案进行诡辩。尔后又在见到周南的时候，主动伸出手来表示“友好”。周南却没领彭定康的情，以佛家的双手合十来代替握手。当记者要求周南对彭定康的讲话作出评论时，周南就结合当时情景说：“谁搞‘三违反’定会‘苦海无边’，罪过罪过；谁搞‘三符合’自是‘功德无量’，善哉善哉。”

有人把香港回归的历程形容为“一波三折”，过渡期是在动荡中度过的，其中充满了尖锐复杂的斗争。也有人说，周南在人称“险地”的香港这几年的工作，身处第一线，是在“风口浪尖”上过日子啊。周南坦言：“此话不假。那些年，香港反华报刊攻击和辱骂我们的文章几乎天天都有。还有些国际势力想以此影响国内“舆情”，把我“排挤”走。而除了来自外部的压力，还有来自国内的。无非是有人指责前方是“左”或是“右”。但我们任凭风浪起，坚决按照小平同志的指示和中央的政策方针办，绝不屈服于各种压力。公余之暇，我还是照样与文化界的几个朋友诗酒唱和，吟咏自若。”

周南说：“回归前夕，李嘉诚曾跟我讲，7年前你刚来时，如果你讲在1997年香港一定能够平稳过渡，可以说那个时候没有几个人会相信的。现在如果说不能平稳过渡，也没有几个人会相信的。形势发生这样的变化，说明当时的人们已经看好香港的未来，看好中国的未来，对中央政府投了信任票。”

周南指出，香港回归十年来的实践充分证明，“一国两制”不但是可行的，而且是行之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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