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问题进行了22轮谈判，历时两年，其中的核心问题是国家主权问题。

在涉及主权问题上，我们没做任何让步，让的是非原则性的、不关系到主权的问题。

以小平同志与撒切尔夫人的第一次会谈为标志，香港问题谈判随即正式开始。当时，周南虽已参与了香港事务，但在前7轮谈判时并没有正式参加中国代表团。他的工作是在幕后，主要进行谈判策略的研究，以及同英国驻华大使、英方代表团团长柯利达进行私下的接触和磋商。

谈判一开始就陷入僵局。围绕议程中是否应该出现“主权移交”的字样，双方互不相让，时间过了六七个月，还一直僵在那里，实质性会谈的日期迟迟确定不了。作为外交部主管西欧事务的部长助理，周南以其在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的10年工作经历所积累的谈判技巧，通过幕后运作使谈判出现了“柳暗花明”。

那是1983年7月的一天，柯利达约请周南共进午餐。席间，柯利达说，中方在议程中提出了“香港主权移交”的问题（英文是the transfer of sovereignty）。他们认为，在双方还没开始实质性谈判的时候，就用这种表达方式，等于说英方已经承认了主权必须移交。因此，他建议把冠词“the”改成“a”。周南当时想，中文里没有冠词的问题，可在英文里还是有细微差别，用“a”显得不是非常确定，于是就跟柯利达说：是不是既不要“the”，也不要“a”。柯利达跟助手商量了一下，就这样定了。僵持了半年多的问题，就这样通过删除了一个“the”而迎刃而解了。

第二阶段的谈判虽说开始了，但进程依然异常缓慢，英方还是想千方百计挑战中国对香港的主权。他们打出了两张牌，一是“民意”，一是“经济”。周南说，所谓的“民意”，实际上就是英方的“官意”，是他们为了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而制造出来的。我们识破了他们的阴谋，并动员舆论及时进行了反击。英国人一看这招不管用，又亮出了“经济牌”，有意制造恐慌。结果出现了个黑色星期六（1983年9月24日），股市大动荡，港元大贬值。英国人自以为盘算得很清楚：中国要搞现代化，就离不开香港的繁荣；而要保持香港的繁荣，就离不开英国的管治。但我们不为所动。为什么？因为香港能够有今天这样的繁荣，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的因素，而不是由谁在那里统治。

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香港不要说比不上上海了，比广州也不如，后来，浙江、广东和福建一带的人前去投资，才带动了香港经济的发展。但它的真正腾飞还是在内地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之后。内地承接了香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极大地拓宽了香港的发展空间；与此同时，香港对内地的转口贸易也骤然增加，这不仅为香港直接创造了很高的利润，而且还直接刺激了香港金融业、航运业和服务业的发展。英国人从中谋取了非常大的利益，仅投资这一项，当时他们每年就可以从香港拿走1000亿港元。英国人打“经济牌”，只能是玩火烧身，慌了手脚的最终还是他们自己。

1984年1月，在第二阶段谈判进行到第8轮的时候，周南接替姚广出任中方代表团团长，直接从幕后走到了前台。此前，英方已有承诺，不会再去挑战中国的主权。但事实上，这只是一句空话。他们的所做所为，依然是想在1997年后插手香港行政管治和在最大限度上使未来的香港成为独立的“政治实体”。比如说外交问题。我们说香港是特区，是中国的一个地区。凡是和中国建交的国家可以在香港设立总领馆或是领事馆，但英方不同意，他要求自己特殊，要设高级专员公署。

周南说：“我马上就批驳他们，提这个是何居心？我知道，你们只有在英联邦成员国首都才设立高级专员公署，你们能举出在非英联邦国家的外交代表叫专员或高级专员的例子吗？更何况香港未来只不过是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又不是一个独立国家的首都。中国的首都在北京，不在香港。你们是不是想把未来的香港特区变成准英联邦成员国，或者是英联邦成员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