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进入正式会谈的最后阶段以后，由于英国方面已经放弃了在香港的主权和治权问题上的幻想，因此，他们对中国方面在“1997年收回香港”以后“特别行政区的防务由中央人民政府负责”，已经“没有了任何质疑”。但是，他们始终不同意中国人民解放军替代将撤出的英国军队的地位和在香港驻扎。一方面，他们通过在香港的亲英媒体打“民意牌”，制造“完全自治的国际自由港”不设防的舆论；另一方面，他们在正式会谈的谈判桌上直接向中国方面提出希望1997年收回香港以后中国人民解放军不要进驻特别行政区。

1984年4月，访华的英国外交大臣杰弗里·豪代表英国方面“直接向邓小平提出，香港人心脆弱，希望中国不要派解放军驻守香港”。“他希望中国在行使这一权力(驻军权)之前能够深思熟虑。”杰弗里·豪对邓小平讲：“中国有责任保卫香港，但不见得非驻军不可。”他主张“只是遇到外部危险时，才由中央政府派兵去香港”。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对于驻军问题的立场是坚定的：“1997年收回香港”以后“特别行政区的防务由中央人民政府负责”，“驻军权”是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的体现和标志”，这是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不容置疑”。至于驻军的方式，基本的指导思想是“根据实际情况谨慎处理”。

但是，一开始，中国方面在对于“谨慎处理”的阐释上是有不同声音的。1984年5月24日，在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召开期间，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一位负责人在湖南省分组讨论《政府工作报告》时发言，“将来不在香港驻军”。第二天，香港《明报》予以披露，称：“北京一位负责人对记者表示，1997年以后中国不会在香港驻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