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器重的是人类社会的成功经验，而不只是他自己的鞠躬尽瘁。他的工作风格是明快的，批阅文件神速。在接受法拉奇采访时，他回忆周恩来的工作风格时说，“他一天的工作时间总超过十二小时，有时在十六小时以上，一生如此。”邓本人却可以在重振中国的同时把很多的时间用于打桥牌。1970年代末，吴明瑜成了邓的牌友，“他是性情中人，打牌时特别投入，聚精会神。”与此同时，一至四岁婴幼儿每一千名的死亡率，从1960年的26人降至1981年的7人。

到打牌的时候，邓就派车子来接吴明瑜，到了邓家之后先吃饭，吃得很快，吃完就打牌。“邓小平的牌风很好，牌局上无大小，不讲尊卑。”吴明瑜记得，有时候参与打牌的丁关根会批评说，“老爷子，你怎么这么出牌呢？”邓也不以为意。在邓进行他举世闻名的“疾走”式散步时，吴明瑜等人也随同行走。邓在此期间从不说公事，秘书偶有事情汇报，邓的反应也非常简洁。

“中央要有权威”

市场经济带来了思想观念的更自由的交流。在整个1980年代，中国都经常处于思想的冲撞之中。改革带来了更为俗世化的生活方式，如喇叭裤、流行乐和更随便的性关系，“道德”的定义也时时在变。西方式民主的影响力在知识分子当中也在增强。1981年起的“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和1983年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就是对新的变化的回应。当邓开启改革之门时，《时代》周刊曾描述说，他使共产党中国“像一艘航空母舰在一枚硬币上转弯”。那并不是180度的“转弯”，邓希望这艘航母保持在一个他看准的航线上，既不偏左，也不偏右。

邓决心解放人民的生产力，也高度重视稳定。邓的注意力集中于避免“文革”式的错误，他说:“‘文化大革命’时搞‘大民主’，以为把群众哄起来，就是民主，就能解决问题。实际上一哄起来就打内战。我们懂得历史的经验教训。”“稳定压倒一切”是邓小平的核心思路之一。

这可能来自于对“文革”的排斥，也可能来自于他对于国家经济建设的急迫感。邓是一个真诚的爱国者，《邓小平文选》中散落着数不清的与国家命运相关的句子。因为追求现代化起步太迟，中国未蒙其利便已受其害，曾有积弱受辱的历史，因此他格外渴望中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他担心的是，如果“运动”不休——恰如“文革”——中国就将失去发展图强的历史机会。他对于战争和冷战有深刻的记忆，因此格外珍惜国际间和平共处的时间，曾经数次表示自己“很急”。在1988年9月12日的一次谈话中，他则明确地说“中央要有权威”。

邓开宗明义就说:“我的中心意思是，中央要有权威。改革要成功，就必须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

在以近九十高龄亲自审定的《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中，邓也表白说，他是以“文革”为历史之镜观照其改革开放之旅的:“为什么我们能在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提出了现行的一系列政策，就是总结了‘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和教训。”

决定性的战略布局是在1992年做出的。88岁的邓在“南方谈话”中说:“‘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在南方的几次谈话里，邓都敦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们杜绝犹豫和退缩。“南方谈话”被看作是邓的“政治遗言”。“我这一生只剩下一件事，就是台湾问题，恐怕看不到解决的时候了。已经做成的事情是，调整了与日本、与美国的关系，也调整了与苏联的关系，确定了收回香港，已经同英国达成协议。这是对外关系方面的参与。”邓小平说。至于对内，他则启动了人类历史上最有戏剧性和最有成效的变革之一。直至今日，中国的改革开放的列车仍然跑在邓小平当年设计的轨道上。

1997年，邓小平逝世。临终前他说，“该说的都说过了。”延安式的简朴生活仍是这位共产党元老的标志，医院员工烧掉他的衣物时，发现了内衣上的破洞，不禁潸然泪下。直至今日，这一领导者的崇高行为，仍然激发着他人的敬意与衷心佩服。邓公已逝，可是从任何角度来说，影响仍无远弗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