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1904-1997）四川广安人，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形成了以他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1989年11月，他辞去了最后担任的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1997年2月19日，邓小平在北京逝世。

■他最初只是强调“实事求是”，要求党的干 部 不要 怕“试”，“胆子要大一些”，中国的改革事业却从此成了一个伟大的自行衍生系统。虽然在市场的“看不见的手”之外，后任政府也曾做路径调整，但是这30年壮丽的经济图景却无不以邓在1970年代末的改革思路为滥觞。

邓小平信奉共产主义，同时也是一个务实的人，相信“没有穷的共产主义”，因此他多次表示“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的时代是犯错误和被 浪费的20年。1974年和1977年两次复出，他都致力于纠正“文革”乱相，并在此后的政治生涯中始终保持着对于能够让人联想到“文革”的现象的敏感。 他把往事当作镜鉴，希望在保持政治稳定的前提下发展经济，具体的方法则是“摸着石头过河”，这样就释放了中国社会的经济潜力。

1984年2月，邓小平同志出席广州地区春节军民联欢晚会，演出结束后上台向演员们祝贺。

“万方晴朗宇宙明”

毛泽东时代的农业，虽然投资的人力和收获的产品都有增加，每个工作小时的生产力却下降了，学者们后来称之为“报酬递减率”，是一个清朝中期就已经出现的难题。“递减”至1977年，安徽省委书记万里问凤阳的一个农村青年他最需要什么，回答是“吃饱肚子”，于是万里允许小岗村搞“大包干”。邓小平支持了万里。他清醒地意识到当时的中国经济“处于崩溃边缘”。

“包产到户”使得农民们耕者有其田，又可自留上缴之余的谷物。历史学家费正清在《中国新史》中评论说:“古代的权谋之士看到这些安顿农村大众于田地的新方法，必然会点头称许。”

“文革”后的中国不止是百废待兴。邓小平对江青的评价是“零分以下”，当时的中国自然“余毒尚存”。

1977年8月，在科教工作座谈会上，原国家科委副主任吴明瑜第一次见到邓。邓在会议筹备时表示自己“有时间尽量来”，而事实上每天都来了，在座谈会一开始就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要从科研和教育着手。会开完了，有人写诗说，“万方晴朗宇宙明”。长久以来积压的各种“余毒”，是非的颠倒、公正的匮乏、冤屈的沉积和意识形态的束缚，从此被逐一消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