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抓住了具有决定意义的环节，首先推动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领导和支持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等讲话和谈话中，他反对“两个凡是”，提出“必须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长期以来禁锢人们思想的僵化的局面瓦解了。

邓也致力于纠错。仅1979年后的三年中，党的调查委员会就处理了770万封人民的陈冤信。以刘少奇、彭德怀为代表的一系列冤假错案得到了平反。1977年恢复高考，只有不到28万个录取名额，报考人数却高达570万，阶层流动由此变得可能。大学生的比例不足总人口的千分之二，但是他们将是掌管中国未来的精英。如今，当年的大学生中已经有人进入了中共最高决策机构。

“拨乱反正”倚重的正是“文革”中的受排挤者。早在1975年胡耀邦受邓之命到科技部工作，想找得力的助手，就曾问，科技部受整最严重的是谁？有人说是吴明瑜，胡就找吴起草科学工作的汇报提纲。

政治之外，当年的一个基础性的困境是人口数量。美国学者墨子刻至今仍认为中国的最大问题是“人太多”。在人口成长的压力下，一个农业国可能越增产越贫穷。中国必须有更快的经济增速，才能不致崩溃。这可以从一个宏观角度解释为什么邓的眼光是比同时代的一般人更为长远的，当很多党的干部满足于恢复被“文革”打乱的国家秩序之时，他则想办法改革。

为什么改革的核心是邓？邓逝世后新华社发表的《邓小平同志生平》中曾有相关总结，基辛格的看法亦与《生平》形成了仅有话语系统不同的呼应。基辛格说，邓能力出众，“他比一般人思考得更多，看得更远，意志更坚定，更加坦率与务实”，同时“对于政治，他极为精通并游刃有余”。

举重若轻的战略家

改变计划经济模式，就意味着把巨大的人口压力转变为可观的市场。邓做了三次同样的“小事”——保护全国第一个知名的致富典型“傻子”年广久。在一个根深蒂固的顺从权威的国家，如此做法恰如“千金买马骨”，表明了这个新的时代正在激励过去曾禁止的行为。中国随后就有了东莞模式、温州模式、苏南模式，有了蓬勃兴起的私营经济，市场的魔力很快感染了全国。

最初的经济改革还不能称之为市场经济，因为具体作为还是由党和政府控制，而且私营经济只是国营经济的“补充”。不过，“厂长负责制”表明党委已经让渡了财产上的管理权，这是生产力的解放。

邓最初只是强调“实事求是”，要求党的干部不要怕“试”，“胆子要大一些”，中国的改革事业却从此成了一个伟大的自行衍生系统。虽然在市场的“看不见的手”之外，后任政府也曾做路径调整，但是这30年壮丽的经济图景却无不以邓在1970年代末的改革思路为滥觞。

本报在2004年的“纪念邓小平诞辰一百周年”的报道中就曾说:“改革一旦展开，就有其自身的逻辑。‘包产到户’是想提高粮食产量，结果是瓦解了整个人民公社制度；‘放权让利’是想解决工业品的短缺，最终计划经济体制却被市场经济体制所代替；发展乡镇企业和个体私营经济，初衷是解决回城知青的就业，结果是混合所有制取代了单一公有制；对外开放是想引进国外的资金和技术，但现在中国已经融入了WTO和经济全球化。”

邓的个人风格是战略家式的，他认为不必思虑过详，常常鼓励部属去尝试并总结经验。

邓认为经济工作是国家工作的重心。中国传统统治思想是《左传》中的“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直到鸦片战争百多年后，与此一脉相承的“枪杆子”和“笔杆子”思路仍不乏信奉者。邓则认为，“不管天下发生什么事，只要人们吃饱肚子，一切就好办了！”他也清楚中国经济的现状，因此急迫却不冒进。

邓有视野和好奇心，而且坦率。当“四人帮”鼓吹万吨级的“风庆轮”时，他嗤之以鼻，因为当年他留学法国之时就已经乘坐了五万吨级的邮轮。在会见日本客人时，他表示不应该对中国的落后讳疾忌医:“自己长得丑，就不要像个美人一样。”访问新加坡时，他去翻译的房间查看，只为了看看新加坡的普通的带有卫生间的房间；访问美国时，他执意参观华尔街，尽管周末的华尔街几乎空无一人。他自称“不懂经济”，但是并不害怕中国出现金融市场。

改革的自身逻辑不停地演化着。市场力量的增长促使贷款需求扩大，中国人民银行变成中央决策单位，商业银行则贷款给工商企业。工业融资也借助于债券发行，这暗示着股市将要出现了。“股票市场是资本主义”的言论也同时出现，但邓否定了这一点。他支持上海、深圳搞股市试点:“试验说明社会主义是可以搞股票市场的，证明资本主义能用的东西，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所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