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本守道，坚守工艺，贮足陈酿，不卖新酒”——这是国酒茅台鲜明区别于业内同行的质量文化理念，不仅折射出国酒人一以贯之的“质量第一”的价值观，而且，深刻阐明了国酒人处理继承与创新的关系时从未动摇的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

众所周知，茅台酒酿造工艺古老、传统而独特，它是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历代酒师顺应茅台镇独特的自然环境变化规律，创造和积累的高超技能，是茅台酒卓越品质和独特品味风格的源泉，也是国酒茅台生存发展的根本。

茅台酒酿造工艺的传统性和独特性，决定着对它的创新实践活动，必须在继承“传统”所蕴涵的科学、合理的知识技能的基础上进行，绝不能脱离“传统”，甚至像其他工业企业那样完全抛弃“传统”。

国酒人讲“崇本守道”，真正的含义，即是崇尚茅台酒质量第一之“本”，坚守自古传承的茅台酒“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酿造工艺之“道”。归根结蒂，就是不玩花架子、遵循清清白白做人做事之“道”。

关于“传统”，虽然文化定义与科学定义不尽相同，但对其本质的认识，基本观点则是一致的。即，“传统”是涵括一个特定时期内某个社会所拥有的一切事物，既包括物质实体，也包括人们对个中事物的信仰，还包括惯例和制度。而这一切，在其拥有者发现它们之前即已存在。

站在历史的天幕下审视，“传统”是由诸文化因素构成的一个有机系统，是一个不断分析扬弃和综合创造的过程，而并非是一个“封闭体系”。“传统”使时代与时代、历史阶段与历史阶段之间，构成了某种延续性、和合性，形成了创造与再创造的一种文化“密码”，给人类的生存世界、意义世界、可能世界赋予了新的价值。

茅台集团党委书记、总经理兼茅台酒股份公司董事长袁仁国曾如是述及“崇本守道”的深刻意义:“品牌的生命力在于创新，传统的生命力也在于创新；但如果品牌的生命力是来源于传统的话，那么，放在第一位的永远是‘保护’——开发，是保护性的开发；创新，也是保护性的继承创新。如果说茅台人在茅台酒酿造工艺领域内有何创新的话，那就是应用现代先进的科学技术手段，解决了建国初期茅台酒质量还不够稳定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促进茅台酒生产彻底摆脱了传统工艺品的性质，完成了在确保质量稳定不变前提下的‘自我复制’，具备了规模化工业制造品的性质。除此而外，可以坦率地说，茅台人是彻底的保守派！”

他还饶有风趣地表示:“茅台想不想规模扩张？想！茅台想不想成为中国白酒的规模‘老大’？想！但如果实现这些愿望要靠变卖祖宗传家法宝——改变茅台酒酿造工艺、‘挖老窖，卖新酒’，哪怕面前是座金山银山，我们不会去想，更不会去做。”

茅台集团董事长、总工程师季克良同样时时以“质量是茅台酒的生命”警示国酒人。他说:“质量是茅台酒走向世界的‘通行证’，也是国酒人追求‘国酒永恒’的主旋律。翻遍中外企业发展史，凡是‘百年老店’、世界名牌，没有哪一个不是靠高质量起家成名做强、做大、做久的，靠炒作品牌获一时之利者终究难成大气。”

近60年来，无论遭遇怎样的挑战与竞争，国酒茅台在其发展进程中，总是能坦然面对自身受特殊环境因素、工艺要求制约而与同行存在的“量”差，矢志不移以质求存。这虽然使茅台与许多“吹糠见米”的“机会”擦肩而过，甚至一度被某些同行讥笑为“墨守成规”，但事实已经证明，“持志养气”的坚守，终会获得丰厚回报。

国酒茅台“16字诀”质量文化的核心要义，生动体现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折不扣贯彻执行“四个服从”、“三个控制”的质量铁律上。所谓“四个服从”，即是:当产量与质量发生矛盾时，产量服从质量；当成本与质量发生矛盾时，成本服从质量；当效益与质量发生矛盾时，效益服从质量；当速度与质量发生矛盾时，速度服从质量。所谓“三个控制”，是讲:控制产量，控制销量，控制价格。

为确保质量，国酒茅台的生产成本堪称业内最高:其他白酒的投入产出率最高为3:1，茅台酒为5:1，即5斤原粮酿1斤基酒；其他“多粮型”白酒，可采用高粱、小麦、玉米、大麦、荞麦及豆薯类等，茅台酒则必须严格执行“有机食品”质量标准，采用地产优质糯高粱和小麦。据统计，仅实行保护价格收购地产优质高粱一项，自2003年以来就增加企业生产成本1.6亿余元，其中还不包括在赤水河流域建设茅台酒原粮生产基地所投入的1.7亿余元。

为确保质量，国酒茅台同样无怨无悔、严防死守着“基酒必须达到5年陈酿期才能勾兑成品酒”的底线。集团规定，不管茅台酒市场需求如何“饥饿”，当年销售计划必须根据5年前的实际产量来制定，并且，还要依据对未来5年市场需求的预测，贮足老酒资源。

为确保质量，国酒茅台在酿酒车间取消了“超产奖励”激励机制；不按照质量标准多产酒，不但不给予奖励，反而要受到经济处罚。这是茅台在摘取“全国质量管理奖”桂冠之后，实施卓越质量管理的又一创新。

“崇本守道”，守出的是国酒茅台傲立潮头、再创新的百年辉煌的康庄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