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民促官”正式建交

9月27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与日本客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35周年招待会。 新华社记者高洁摄

在中国整个外交全局当中，中日关系是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但同时也是比较复杂和麻烦较多的双边关系。概括地讲，两国既有2000多年友好交往、相互学习、相得益彰的历史，也有近代史上半个世纪的严重对抗。日本全面侵华，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当然，日本老百姓也受到伤害。中日之间有恩有怨，再加上国际形势的变化，使双边关系变得复杂。

中日比邻而居，但意识形态、政治制度不同，文化传统和经济发展阶段各异，因此两国存在分歧、矛盾、利害冲突不可避免。新中国成立后，当时的日本当局追随美国，采取了敌视中国的政策，不承认新中国，继续保持与台湾的外交关系，并且在1952年签署了所谓“日台和约”。之后日本又顽固坚持与美国联手阻碍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这使得中日关系在长达23年的时间内处于一种不正常的状态。

在这种情况下，两国官方交往基本没有。但是民间交往并未中断，而且随着新中国经济的恢复，以及日本自身的需要，民间交往日益发展。

为推动民间友好往来，中国政府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方面，中央领导同志高度重视中日关系，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并且身体力行做了大量工作。比如从政治上讲，日本是战败国，我们严格区别了少数军国主义者和广大日本普通民众，对大多数日本老百姓采取一种友好、合作、宽容和谅解的态度，既坚持原则，又注意团结大多数。中国政府对待遣返日侨、处理日本遗孤、对日本战犯的管理教育和宽大处理，以及对日本战殁者遗骨存放和交还等方面都体现出人道主义和以德报怨的精神。

另一方面，中日两国都需要发展经济，新中国百废待兴，日本经济在战后也经历了一段非常困难的时期。中日是近邻，经济困难时期发展贸易可以说是相互需要。特别是日本的中小企业对中国的原料和市场很依赖。一些中国特有的原料，关系到日本中小企业的生计。经济上互有需求，政治上我们采取了正确的方针政策，这在日本国内引起强烈反响，要求了解新中国，同新中国发展关系，甚至建立外交关系的呼声日益高涨。

从国际背景看，1972年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极大地震动了日本朝野。这是美日联手遏制中国政策失败的一个有力证明。在日本掀起了一场要求中日恢复关系、友好往来的群众运动，各种友好组织和友好人士遍及日本各地。在这种背景下，周恩来、廖承志等做了大量工作，推动民间交往，“以民促官”。1972年，田中角荣首相上台后，在自民党内几个主要派系，如田中派、大平派、三木派以及中曾根康弘等人支持下，作出了中日建交的政治决断。

关系正常化之后的整个70年代，中日关系处于恢复睦邻友好的创始阶段，主要就是落实联合声明，很多工作进展也比较顺利。比如日台断交、废约、撤馆，很快就解决了。中日建馆、互派大使等也未遇到什么困难。

这一时期，中日之间贸易发展迅速，双方签订了贸易及与贸易相关的航空、海运、渔业等有关协定。开始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缔约谈判。谈判的背景是，1972年签署的《中日联合声明》作为中日间第一个政治文件，宣布了中日邦交正常化，而且解决了交战国之间战后处理的一系列原则问题，比如台湾问题、历史问题、战争责任和赔偿问题，等等。当时采取政府联合声明形式恢复邦交，是为了避免日本右翼势力的干扰。声明中有一条规定，两国将进行缔结和平友好条约的谈判。谈判断断续续谈了两三年，原因是在“反霸”条款上遇到一些困难。既有日本国内的因素，也有国际上的阻力，主要就是苏联公开干涉，当时的日本政府比较软弱。问题解决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在1978年8月签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