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敦信回答网友提问。新华网 郭小天摄

1972年9月29日，中国政府和日本政府签署《联合声明》，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翌年1月，双方互设大使馆，中日关系从此翻开新的一页。

“文革”期间被下放到山西吕梁地区“五七干校”的徐敦信被召回北京，“放下行李卷，泥腿子就进了外交部的办公室。”中日要建交，“人手不够”，北京大学日语专业毕业的徐敦信火速返京。

“日本田中角荣首相上台的消息，我还是在大喇叭里听到的。下放之前，我在外交部翻译队当翻译，有工出工，无工学习。因为中日还没有建交，当时主要是陪同一些日本代表团。”坐在自家素雅整洁的客厅里，近75岁高龄的徐敦信老人对本刊记者娓娓道来。1979至1983年、1985至1988年，徐敦信两次被派驻日本使馆，1993年4月至1998年6月，他出任中国驻日本大使。前往东京任职前，他已经担任外交部副部长职务两年多时间。

“中日建交的工作我没参与，但建交以后我再也没离开对日工作。”从建馆时的简陋谈起，徐敦信对《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回顾了中日双边关系的曲折历史——

使馆工作范围不断扩大

1973年建馆时，中国大使馆在东京新大谷饭店租了一个楼层。当时外交官比较少，也就二十几个人。

1979年我第一次到使馆，当时使馆已经买了一栋公寓作为临时馆舍。与此同时大使馆的修建工作也在进行中。中日建交后日方将台湾当局以前在东京的“使馆”交还我方，我们现在的大使馆就是在这块旧址上重新修建起来的。这里称得上是东京都的一块黄金宝地，面积有1万平方米。也是在这一年，使馆正式搬到这里，直到今天。

后来使馆工作人员不断增加，到我1993年担任大使时，使馆有100多名工作人员。工作范围也不断扩大，涵盖了政务、总务、商务、领事以及文化、科技、教育等多个领域。后来商务处搬出了大使馆，在使馆附近的一栋建筑里办公。留学生管理处、武官处也陆续搬了出去。现在使馆内有一个单独的楼专门负责领事签证和侨务工作。我特别要说明的一点是，驻日本大使馆有一个别的使馆都没有的处——友好交流处，专门负责两国民间的友好交往。

除了大使馆，中国在日本还有5个总领事馆。第一个总领馆1976年建在大阪。根据对等原则，日方在上海也建立了领馆。后来又在札幌(1980年)，福冈、长崎(1985年)，名古屋(2006年)建立了4个总领事馆。另外，天津和日本的神户1973年建立了第一对友好城市，现在已经有200多对。

我觉得驻外使领馆的变化，是和我们国家经济蓬勃发展和日益现代化分不开的，也与中日之间交往日渐频密、双方利益不断扩大密切相关。驻日本使馆刚建立时，除了大使因为需要可以带夫人，其他工作人员不可以带配偶。那时候是国内领工资，驻外领津贴，伙食实行供给制。不过要比国内待遇好，吃的花色品种也齐全，我当时给家里写信说，“天天像过年一样”，现在看来有些夸张了。

随着国力增强，条件也不断改善。1994年国家有一次大的改革，一是驻外人员可以带配偶了，二是改为国外发工资。现在驻外比在国内的待遇又高出一大截。应当说条件改善、待遇提高更有利于开展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