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八”台湾人民的政治诉求，集中表达在“二二八”处理委员会提出的处理大纲（32条要求）中。这些诉求归纳起来无非是反对贪污腐败，反对滥用军权，反对对台籍公教人员的歧视和差别待遇，要求省政改革、实现民主和高度自治，保障人民生活和基本权利，简化起来就是要求民主和自治。这些要求并没有超出旧政协决议的范围，但是，“长官公署”的报告却把它歪曲为“企图使台湾脱离祖国而独立”。杨亮功的报告也说：“此项大纲提出后，不仅已逾政治改革要求之范围，且其叛国阴谋已昭然若揭矣。”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我在“二二八”期间一直在台北，从没有看到过、听到过要求“独立”的口号。事后走了许多城市和乡村，也没有听到过哪些人、哪些组织有“台湾独立”的诉求。

事后，国民党公布了“二二八”“要犯”的通缉名单。其中有留学美国取得博士学位的廖文毅、廖文奎兄弟的名字。国民党以为把这两个人的名字列进去，“二二八”要求独立的罪名就成立了。这实在可笑之至。当时在台北的人都知道廖文毅在“二二八”前不久竞选伪国大代表落选，还跑去南京旁听伪国大开会，回来后召集记者表示他的主张仍是联省自治。“二二八”当中，他们兄弟二人正在庐山游山玩水，根本没有参加。他们后来跑到香港，开始提“联合国托管，”50年代跑到日本才打出“台湾独立”的旗号。到了60年代就被国民党招降过去，当了曾文水库的“主任”。“台独”开山鼻祖廖文毅就落了这样一个可悲的下场。

相反地，“二二八”是爱国运动的证据则俯拾皆是。例如高雄学生军的传单一再地强调：“我们是绝对没有忘记爱祖国”、“我们绝对没有忘记爱祖国的精神”、“打倒腐败官僚，建立民主政治”。又如“二二八”处理委员会在3月6日告全国同胞书说：“我们的目标是在肃清贪官污吏，争取本省的政治改革，不是要排斥外省同胞。我们欢迎外省同胞参加这次改革本省政治的工作。”“我们都是黄帝的子孙，民族国家政治的好坏，每个国民都有责任。大家拿出爱国热情来，和我们共同推进。我们很诚恳地欢迎各省同胞的帮忙协助。”真是热爱祖国的赤子之心，跃然纸上。

正因为“二二八”是台湾人民反抗国民党黑暗统治的斗争，当时大陆各界和媒体包括《正言报》、《申报》、《益世报》、《立报》、《大公报》、《新闻报》、《文汇报》、《新中华报》、《新民报》等都表示对台胞的深厚同情和大力支持。中共中央更是给予及时支持和高度评价。“二二八”处理委员会的32条要求，3月7日下午6时20分由王添灯在台湾向中外广播，3月8日中共中央即通过延安广播电台发表《台湾的自治运动》的长篇文告，给予肯定和支持。文告后来于3月20日作为《解放日报》的社论发表。这篇文告指出：“台湾的自治运动是完全合理的、合法的、和平的，它之所以变成武装斗争，完全是由于蒋介石逼出来的，蒋介石对于台湾的统治，其野蛮程度超过了日本帝国主义。台湾人民在蒋介石法西斯统治下的生活，比当日本帝国主义的亡国奴还要痛苦。”“台湾人民的武装自卫，因此乃是被迫的，是必要的，是正义的，是正确的。”“你们的斗争就是我们的斗争……解放区军民必定以自己的奋斗来声援你们，帮助你们。”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对“二二八”事件的深切关注和高度评价。

四、台湾农民对“二二八”斗争的态度

《救救台湾》一文的作者认为：战后台湾社会的主要矛盾并不在城市士绅阶级、知识分子与国民党之间，而在广大贫苦佃农与大地主，士绅阶级之间，“二二八事变”的“发起者事实上并没有代表台湾的主要人口”，“并没有代表主要售货员的农民的利益”。这位作者进一步说，“在那里（按指农村），‘二二八事变’勾不起人们伤痛的情绪，因此也无法营造任何政治影响力，因为那次事变当时根本没有波及到农村。”《救救台湾》一文作者的这些观点是我们不能同意的。

台湾光复后，台湾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台湾人民同国民党法西斯反动统治的矛盾。这在本文的前几段已作了说明，这里不再赘述。至于“二二八”事件中农民的态度，我作为“二二八”的参与者、目击者，不能不多说几句。

战后，国民党政权接收的日本官民拥有的土地占台湾全部耕地的70%，国民党成了台湾的超级特大地主。那时国民党政府没有、也不可能“别无选择地站到了佃农的一边”。那时候，不要说国民党台湾政府没有搞什么“土地改革”，连发生在当年秋至1948年的台中、台南等地农民的“三七·五”减租斗争，还遭到了残酷镇压。

那么，台湾农民是否参加了“二二八”斗争呢？《救救台湾》一文作者持否定态度。1947年4月16日“国民党监察院闽台监察使署”在关于“二二八”事件的调查报告中，确实也有“惟全省农民，则均持安静之旁观态度”一说，但我所知的情况是：省会台北市3月5日凌晨未遂的武装起义就有为数不少的农民队伍在效外待命。各中小城市都有农民参加。台中、嘉义的起义告急时，台中、台南农民乘坐卡车一队一队地连夜赶往支援。台中的“二七部队”、嘉义的“民主联军”中都有不少青年农民。斗六的“民军”领袖陈篡地于3月中旬率众退入小梅地区继续进行游击战，直至5月中旬。在受到国民党军严密封锁的情况下，如果没有农民的参加和支援，这是不可想象的。再说如果农民没有参加，农村没有波及，为什么国民党军在镇压城市起义之后，要立即在全省进行长达数月的“清乡”，用连保法收缴武器捕人杀人呢？1948年4月我也曾潜入台南大山中，到起义人员的据点工作，5月1日全岛户口大清查前夕，突然来了数十名因参加“二二八”斗争而逃亡的青年，其中大部分是青年农民。他们在户口大清查过后陆续离去，多数成了中共地下党员或外围骨干。

诚然，“二二八”斗争台湾农村没有城市那么轰轰烈烈，“二二八”事件平反后也没有在农村设纪念碑，但不能就此说农民没有参加“二二八”斗争，更不能引申出“二二八”事变本身不“具有社会革命的进步性”的错误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