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澳门的相继回归，“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早日解决台湾问题更加为国人所关注。《炎黄春秋》编者为满足读者多了解一些台湾历史情况的要求，特邀我在“二二八”起义53周年纪念之际，写一点回忆性的文字。正是这个时候，我看到了北京另一家杂志发表的《救救台湾》的长文。该文在批判李登辉“两国论”的同时，谈到了发生在1947年的“二二八”起义，但无论述事与评论，我认为多有不当。“二二八”事件发生时，我是台湾《中外日报》记者，恰在台北，第一篇关于“二二八”事件的详细报道，就是我和周青先生合写的。事件后，我们被国民党反动派通缉，并被迫离乡。作为当年参加起义的一分子，我有责任把自己的经历、见闻、感受、认识写出来，以正视听，并求教于方家。

台湾人民反对国民党黑暗统治的“二二八”起义已经53年了，当时数以万计的台湾民众惨遭国民党军的屠杀，在台湾人民心中留下了深深的伤痕。但是，在台湾近四十个年头的戒严时期中(世界历史上最长的戒严)，蒋家父子禁止谈论“二二八”，“二二八”成了禁忌。台湾人民心中的创伤久久不能愈合。只是到20世纪80年代，由于台湾各界人士的努力，“二二八”的真相才开始点点滴滴地报道出来，随之人们纷纷要求国民党政府调查公布真相，进行平反、道歉、抚恤。迫于强烈的舆论压力，台湾当局在解除戒严之后，不得不替已故的蒋介石承担罪责，组织专家学者进行几年的调查，公布长达500页的《二二八事件研究报告》,并进行赔礼、道歉、赔偿损失、建立纪念碑等。虽然平反还很不彻底，但台湾民众以史为鉴，开始理性地历史地对待“二二八”，从中吸取经验教训，尽量消弭省籍矛盾，把2月28日定为“和平日”。

回顾当年2月末，正是国共和谈完全破裂，中共派驻南京、上海、重庆和北平的代表被迫全部撤退，国民党“洋洋得意”、积极部署进攻延安之际，被认为国民党后方一片净土的台湾突然像火山一样地爆发了“二二八”起义，起义迅速扩及全岛。国民党在台湾的统治顿时陷于瘫痪。它震动了中国，震惊了世界。蒋介石不得不从大陆调遣重兵，火急赶赴台湾镇压。“二二八”起义是一次人民民主自治运动，其主要要求是进行政治改革，铲除国民党的专政和贪污腐败，实行地方自治。它的性质和当时国统区发生的大小“民变”一样，是官逼民反，反抗国民党的暴政，只是其激烈程度和规模之大远远超过其他省份而已。它是台湾史上乃至当代中国史上一个重大事件，其进步的历史意义是不容置疑的。

我拟分六个小题阐述自己的观点。

一、“二二八”事件发生的必然性

1945年“八一五”日本投降，台湾光复。饱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之苦50年的台湾人民，盼望台湾回归祖国，能够做一等公民，过上幸福生活。想光复之初，台湾万人空巷，通宵达旦，欢庆回到祖国怀抱；张灯结彩，箪食壶浆迎接中国军队和接收大员陈仪等到来。谁能想到盼来的是国民党暗无天日的封建法西斯专政，迎来的是通货膨涨民不聊生。

陈仪其人，原是鲁迅、郁达夫的同乡好友，为人耿直清廉，有事业心，在国民党官僚中是少有的。据说，早在抗战末期，他在重庆就受命筹备接收台湾的工作，制定了一套计划。

但是，由于国民党政府是一个腐朽的与人民为敌的政府，它的反人民性决定了它的必然失败。陈仪赴台主政后，失误接踵而至。

首先是没有集中力量抓生产的恢复。光复之初，遭受战争破坏的台湾百业待兴，他没有抓好生产的恢复，面对数十万失业者(当时台湾总人口才六百万)，既没有采取辅导就业的措施，又无力救济，造成台湾人民的极大痛苦和不满。

其次是用人不当，不重视台湾人才。陈仪起用的主要干部是他任福建省主席时的老班底。陈仪的用人原则是“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他的老班底中不能说全是坏人，但多数还是官僚习气极重的贪官污吏，如专卖局长、贸易局长、台北县长等都是大贪污犯。在这些人的贪污罪行被揭发出来以后，陈仪又没有采取果断措施，予以惩处，让这些人逍遥法外。中下级干部及军警大都是从大陆各地招募来的，他们以胜利者、征服者姿态君临人民头上，他们欺压百姓，为所欲为。而大批台湾的有用人才却以不懂国语、不会“等因奉此”这一套而被排除在政府机关和官营工矿企业之外。少数被留用的中下级台籍干部的待遇又比外省籍的差一大截，受到歧视。台湾人民对此当然深恶痛绝。

第三是经济政策的失误。陈仪原想筑一道“防波堤”，防止大陆的通货膨胀影响到台湾，防止江浙财阀(四大家族)到台湾兴风作浪。但他该紧的不紧，该松的不松，一误再误。“民以食为天”，大米配给制本来可以延续一段时间，等条件成熟了再放开，以保证人民基本口粮。但陈仪到台之初就废除了大米配给制，大量的大米被调运到内战前线，贪官污吏也偷运大米出台，大赚其钱。结果米价不断飞涨，光复时每斤1.5元的大米，到1947年2月涨到每斤32元，带动各种物价上涨，最后各地发生抢米风潮。他设立贸易局控制对大陆的贸易，剥夺了广大工商业者的利益。上海的香烟比台湾的香烟质优价廉，陈仪却以香烟专卖为由禁止上海香烟进入台湾，专卖局就到处查辑“私烟”，断了售烟小贩的生计，以此为导火线终于酿成了“二二八”事件。

毫无疑问，上述问题的出现，与国民党反人民大打内战的大形势是分不开的。1947年初，国民党的反人民内战造成了严重的通货膨涨，法币迅速贬值，台湾的黄金价格向上海行情看齐，成倍上涨，最后有行无市。金价一涨，各种物价跟着狂涨，许多机关长期拖欠工资，造成民不聊生、怨声载道。当时在台湾采访的南京、上海的记者目睹这种险象惊呼：台湾面病齐发。上海《观察》杂志驻台记者2月2日在一篇通讯中预言：“今日台湾危机四伏，岌岌可危，是随时可能发生骚动或暴乱的。”面对这种局面，台湾国民党政府不思改进，反而开了一大批知识分子的黑名单，包括一批外省籍记者，准备逮捕，陡然增加了社会的紧张气氛。台湾已到了民怨沸腾，一触即发的地步。

所以“二二八”事变的发生有其客观必然性，问题只是在何时、何地、以何种规模发生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