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反抗的呼吁在片中很快就在林文雄的生活遭遇中找到共鸣。林文雄的故事直到此时一直是仅止于关于地方帮派与生意往来，并不牵涉政治问题。他的政治意识，或者更明确地说，他的台湾国家意识，却在他的三第，因为依「汉奸检肃条例」被指为汉奸被捕之后而警觉。其实由影片中可明白的看出，此一法律不过是被中国商人拿来作为确保走私生意不受台湾人横阻的手段之一罢了。因此，当林文雄在本身也被当作汉奸通缉而躲藏，然后得知此一检肃条例将废止后，忿忿地咒骂道：「法律他们在设的，随在他们翻起翻落。咱们本岛人最可怜，一下甚么日本人，一下甚么中国人。众人吃，众人骑，就没人疼。」在此之前，他对内地的中国人一直是以地域或省籍族群为称呼，例如「阿山仔」（内地人）、「福州仔」（上海人）或「外省人」。在经历了不合理的族群迫害后，他将台湾人与日本人和中国人并置，而将所谓的本岛人由族群认同提升至国家认同。在此同时，中国由血亲相连的「祖国」转成与日本同等的殖民者，只是来欺负与压迫台湾而根本没有善意。同样的，影片中当二二八事件发生初期，台湾民众开始追打外省人时，可听见「你以为你是来这里作王的吗？」因此台湾人民的二二八起义，在《悲情城市》中清楚地指出乃是这样一种愤怒地反中国殖民的心态而起。尽管陈仪再广播中一再以「台湾同胞」相称，中国无论如何已经不是原先的「祖国」而是一个新的殖民者了。

在二二八的军事镇压与屠杀之后，同年五月十六日，台湾省政府正式成立，台湾终究是「回归」到祖国的怀中。前述各种差异与冲突，就在武力的行动中完成了台湾与中国的统一。就如《悲》片结尾宽尾默默承受命运的语调，与银幕上被长镜头圈梏在门缝中默默进食林家存活的老弱，台湾终究成为中华民国的一省，尽管回归的过程充满血腥暴力与悲情。这样的统一，在国民政府四十余年来的戒严统治下，有可能就被遗忘。即使记起恐怕也只是其中的悲情，而不至于成为目前台湾国家认同危机的主因之一。何况以台湾与中国在种族与文化上高度的同质性，假若中国的政治情况一直处于稳定状态，台湾的国家属性极有可能就在二二八后即告确定。然而，《悲情城市》所欲呈现的历史并非止于此，它在末尾将台湾的这一段历史延伸到原先代表中国的国民政府内战失败后迁台，中国一分为二。历史的转轮使得台湾并未真正回归祖国，反而在一九四九年，「祖国」奔逃至台湾寻求庇护。这样的一个将二二八与中国分裂视为同一段历史的观点，说明了台湾目前国家认同危机的根源。而「中国」这个想像的国家统一体在这段历史中的变化，正可提供我们对国家属性的本质一个深刻的了解。

三、「祖国」与台湾的国家属性

在《悲情城市》中，当林文雄这样的一般百姓将「中国」看作有别于台湾的「他者」而起来反抗的时候，宽荣所代表的的知识分子却在二二八中受国民政府迫害的同时，将希望依旧寄托于「祖国」之上。例如，林文清受脱所带给正在山中躲藏的异议分子的口信，是一首充满对祖国渴望的诗：

生离祖国

死归祖国

死生天命

无想无念

另外，宽荣自己亦托林文清转告其家人说：「当我已死，我的人已属于祖国美丽的将来。」这里两人对于「祖国」的向往与热诚，并不难理解。甫离开日本统治的台湾，如戴国辉与叶芸芸指出在当时的大多数台湾人对于「祖国」有一份如「恋母情结」般的狂热（１０）。然而，「祖国」这个符徵所指涉「中国」究竟是什么？影片中藉由宽容等人曾阅读马克斯的书籍，似乎影射当时参与二二八的一些知识分子的共产党背景，而暗示台湾知识分子否认国民政府的政权而认同于当时逐渐壮大的所谓「红色祖国」。不论如何，影片在强调他们对「祖国」的热爱，以及所付的牺牲代价后，却在片尾的银幕上指出国民政府战败而迁都台北的史实，指出「祖国」已经分裂为二个对立的中国。如此一来，《悲》片不仅嘲讽宽容等人的国家民族主义，同时也为巴巴所谓「国家的衍生」（dissemi/nation）作了最佳的例证。

近来对国家或国家民族主义的研究，明显的指出国家属性的建构性。例如在《国家与国家民族主义》中恩尼斯．盖耳那（Ernest Gellner）发现国家并不是「自然存在」（being）的一个实体，而是由国家民族主义「发明」的（４８－４９）。恩尼斯．霍布斯邦（Ernest Hobsbawm）也说「真正的『国家』只能在后验中（posteriori）被认出来」（９）。国家的整体性与历史连贯性也常被形容成是「被想像出来的」或是「被叙述出来的」。虽然，国家常与人民、土地、历史、与文化拉上关系，然而若因此相信国家乃是具有不变的本质，则是神话。国家的不变的本质，依巴巴所言乃是藉由将国家的空间性转化为时间性而幻想出来的，也就是说在时间里发明一个国家起源：「国家政治上的统一是由一种转化手续，不断地将不同的，甚至互相敌视的现代空间，转化为一个古老的、神话似的指涉空间……简单说来，就是把空间上的不同变成时间上的同；领土变成传统、人民变成一体」（３００）」。这样一种转化的手续，即是由国家教育中的各种叙述来担任。因此，巴巴认为国家在历史上想像出来的本质属性与整体性，其实是由叙述的行为所制造、执行出来的－－他称之为国家的「执行性」（performativity）。不同的执行者将使国家的风貌随之改变，因此国家对巴巴而言也是「国家的衍生」。

既然国家同时也是「国家的衍生」，无怪乎宽荣可以拒绝国民政府所代表的「祖国」而向往另外一个。而中国的分裂为二其实也不足为奇，因为「中国」单一的整体（unity）原本就是一个罗兰．巴特所谓的迷思。国家原本就没有任何不变的本质，有的只是不同的「叙述」罢了。然而，在宽荣对「祖国」盲目的憧憬中，他不理解了二二八事件之所以发生，即是因为台湾与中国双方都陷于「祖国」这个错误的意识形态，误将「祖」所含带的关于种族与文化的历史意义投射于「国家」之上，而忽略了国家这个班乃迪克．安德生所谓的「想像的政治社群」是何等杂种的一个空间。更何况当时台湾在日本殖民统治下，与中国已经各自独立发展了五十年。然而，「似乎没有人想过复员建国是一条艰难而坎坷的道路，更没有人去想，究竟光复对自己是怎么一回事？回归中国又是怎么一回事？」（戴国辉１０）。

换句话说，「祖国」这个词本来就是一个语言学上的矛盾修饰法（oxymoron）。「祖」与「国」是将通常提到国家时的两种意义混为一谈：「现代的民族国家以及更久远而模糊的东西……一个区域性的社群、住所、家庭、归属的状态等」（Brennan４５）。目前在台湾的中华民国也与对岸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各自独立发展将近五十年，两岸的中国国家民族主义者追求统一的意图中，所使用的言说如「同胞」、「血浓于水」等，以及绝对地反对台湾独立，反应出，对于台湾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未来的思考，仍旧是以这个「祖国」的意识形态为导向。他们于是将国家定义于「久远的」、「模糊的」过去，想像中的统一的、伟大的中国，以及这个过去所必然带来的「美丽的将来」，或者李登辉所说的「民主、自由、均富、统一的新中国」。在这样一种对国家的想像中，明显缺席的就是「现在」－－真正决定中国究竟所指为何，真正与中国或台湾疆界内人民实在的生活相关的现在。《悲情城市》以全台湾欢欣鼓舞地庆祝「回归祖国」为始，以祖国的分裂为终，这一段国家形成史在短短不到几年间，却已造成上万人，甚至更多的台湾人民的枉死；所记述的台湾历史，对于持本质论的台湾中国属性观者不能不有所启发？

国家属性既然是「叙述」的建构，台湾的国家属性其实就是端视目前的台湾人民希望如何去叙述与执行、去定义。瑞南曾把国家的存在譬喻为国民「每日的公民投票」的结果，必须有多数国民的意愿，国家方能成立。我很喜欢这个投票的比喻（现在当然仍须加入另一项条件：国际社会的承认方才有效）。对台湾而言，目前这个投票结果似乎十分对立。然而，我在二二八纪念日前夕，藉讨论《悲情城市》来重新唤起读者对二二八那段历史的记忆，或许能对去除台湾的国家认同危机能有小小的助益。台湾的未来可能是与中国统一，或是成立新的独立国家，甚至有可能如印度裔的理论家艾捷兹．艾哈麦德（Ajai Ahman）所呼吁印度人的理想一样－－放弃民族国家制度，另外「发明多种更能兼容并蓄的统一体式」（７４；"to invent more heterogeneous forms of unity"）以适合台湾社会的复杂性。侯孝贤在《悲情城市》中深深的人道关怀有另外一个提醒，提醒观众在思考台湾的国家认同问题时，千万记得国家应当是为「人民」的福祉而立的。在此我就借用「机器战警」主编的《台湾的新反对运》中，对台湾的统独问题所做的结语作为本文的结束语：

总之，不论统一或独立，均可能成为暴力集团的政治形式，因此，人民必须使统一或独立具有实质的、人民的政治内容。这就是说统独不但是政治的或国家认同层面的问题，也是社会、文化、经济中反宰制抗争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下，人民的统一与人民的独立并不必然对立，因为两者除了国家认同的差异外，还有民主政治、阶级政治、性政治、文化政治…… 等许多可能的共同点。因此，我期待一个为台湾人民带来最大幸福的（国家？）认同的到来。

来源：《当代》第一０六期, 1995年0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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