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1日，东莞市南城街道办党委副书记、公安分局局长苏东向当事人和群众鞠躬道歉。苏仕日／CFP

提起城管，你会做出怎样的评价？

就在前几天，江苏省常州市城市管理局就被恶搞了一把。

在该局网站的首页上，“城管队员按摩女河蟹一家齐欢乐”的大标题赫然在目。在这个标题下面，“城管队员深入实践，集体视察洗头房”，“城管队员深入实践，集体殴打小贩”，“城管队员武艺高强，菜农溃不成军”等小标题取代了原本应该严肃的网站内容。

被恶搞的常州城市管理局并没有得到民众的同情，相反，在这则新闻报道后，搜狐网为其做了一个小调查，在5000多个投票中，仅有1．63％的人认为黑客太嚣张，应该追究其责任。而认为“这是社会现实的反映”、“希望这件事能让执法者反思”的占到了95.98％。

不仅是常州市城管，就在最近几个月，北京出现城管秘籍，深圳城管被小贩捅死，绵阳城管入户打狗被反锁，几乎每一次与城管相关的新闻都会引起社会强烈反响。

究竟是什么让城管总是处在公众的负面评价当中？

城管工作的尺度如何把握

“我觉得城管的理念有问题。”东方小白这么对记者说。

东方小白是河北一家媒体的从业人员，他很不理解为什么城管要对小商小贩围追堵截。

“如果不摆摊，那些小商小贩可能连生活来源都没有了，他们为生计奔波，却被城管追得东躲西藏，甚至被打骂。”东方小白说，如果没有母亲摆摊，自己也许连大学都读不下来。

东方小白出生在河北省一个县城，父母都是普通工人。1996年，东方小白考上大学，弟弟在读高中，但这个时候，父母双双下岗。一家人的生活都成了问题。

为了维持这个家，母亲加入小商贩的队伍，在自家楼下一个自发形成的市场中卖菜。早晨四五点就去批发蔬菜，一天忙碌下来收摊回家，往往都在晚上十点之后。辛苦自不必说，遇到城管，还要迅速地连人带菜躲进小胡同，等城管走了再出来继续卖。

就是靠着母亲卖菜的收入，东方小白和弟弟相继完成学业。

“兄弟两人上大学，前后8年时间，母亲都是这样辛苦过来，没有母亲摆摊卖菜，我和弟弟连大学学费都没有。”东方小白说，直到自己工作一年之后，母亲才结束摆摊的生活，而原来同母亲一起摆摊的人中，很多至今还在过着同以往一样辛苦的生活。

东方小白对城管不允许小商小贩沿街摆摊的做法非常不理解。在他眼中，小摊贩不是城市的污点，是部分穷人的生活来源，不能为了城市的形象驱逐他们。

东方小白所同情的小商小贩，在一些城市往往都是在动荡中讨生活的人群，一声“城管来了”，他们就得夺路而逃。城管的恶名，大多因与这些小商小贩的扯皮纠纷而来。

而这样的事情，在很多城管工作人员看来，同样头疼。

“按照相关的法规，流动摊贩是违法的，应该取缔。”广东省中山市城管执法局局长薛飞英说，如果城管不管那些小摊小贩，那就是失职，流动摊贩很快就满大街都是。如果要管，很容易就会跟小商贩起摩擦。

3年前曾是公安局局长的薛飞英在来到城管执法局后发现，城管的工作一点不比公安工作好做。他也同情那些辛苦讨生活的小商小贩，但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小商贩又不能不管。

不仅仅是流动摊贩让城管头疼。路面停车管理，生活噪音、油烟污染管理，宠物管理，违章建筑、户外广告标语悬挂管理，都是城管每天工作中所要承担的责任。

薛飞英告诉记者，政府投入大量建设财力一个城市，需要一个美丽整洁的市容市貌，市民也不希望看到道路被挤占、垃圾乱扔的城市，但城管人员执法时也不能不考虑那些弱势群体的生计问题。怎么才能做到让政府满意、市民满意？城管工作人员压力太大。

按照工作要求，在中山市，城管工作人员进行行政执法时，先要对违法违规者进行劝导、教育，多次无效后才可以进行行政处罚，不可以与群众发生肢体冲突。

“劝导教育很不容易。”薛飞英告诉记者，就在中山市的孙文公园门口，大概200多平米的地方，有七八个流动摊贩天天在摆摊，而这个地方每天都有大量中外游客来来往往。为了劝导这些小商贩到合适的地方摆摊，薛飞英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跟小商贩沟通、劝导。

“有些小商贩根本就不听劝导，城管工作人员在多次劝说无效之后也会烦躁。”薛飞英说，但城管工作人员无论如何都不能跟群众发生肢体冲突。

2007年进入城管执法局工作的林立辉也有与薛飞英一样的感受。当年来到福建省漳州市城管执法局工作时，他的孩子还向他抱怨过这个职业在同学中名声不好。

林立辉的疑问是，城管工作既要照顾市容市貌，也要照顾到民生，这个度该怎么把握？

“我们的工作是不让那些违法违规者获得非法利益，但老百姓却不认为有的问题是违法了。”林立辉说，比如有的违章建筑，群众确实需要，但政府的规划又不允许，城管去拆除就会跟群众发生利益冲突。

由于城管所做的工作大多是处罚，直接影响到一些人的利益，冲突自然而然容易爆发。

2006年8月，北京市海淀城管监察大队海淀分队在中关村查抄无证商贩时，商贩崔英杰就因为其三轮车被没收而与城管工作人员李志强发生冲突，持刀刺中李志强颈部致其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