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大和永远地安静下来，必须有人承担责任
9月25日上午9点左右，曹大和身上的绳子有所松动，成淮强回忆说，列车长不顾他的强烈反对，又用不干胶加固了曹的手和脚，而黄玉辉则把这形容为“像裹粽子一样加厚加紧了几层”。成先生看到曹脸色苍白，再次去找列车长，不久，列车上响起了“6号车厢有病人急寻医生”的广播，但是，曹已经永远地安静下来了。他在来宾被抬了下来。
记者:你的目的地本来是遵义，结果因为曹先生出事，你到广西来宾下车，在来宾待了几天？
成淮强:曹大和的尸体9月25日上午停放到来宾，我作为目击证人和报案人一直待到10月1日。其间我和曹大和的家人有过接触，铁路方面一位副段长也一直在和我谈。
记者:谈什么？成淮强:无非是不让我参与，从他们那里我知道列车长的女儿正读初中，但是感情是感情，正义是正义。
记者:如果你见到列车长，你会跟他说什么？
成淮强:我想向他道歉，因为在列车上骂他很厉害。同时，我希望他去自首。
记者:但是，现在还不能说列车长一定要负刑事责任，自首一说还谈不上。
成淮强:我希望这件事完全从法律层面来运作，不希望舆论给列车长或者给曹大和带来不公正的裁决。只要这案子依法办理，合乎程序正义，那不管有什么结果，我都接受。其实，我跟列车长无冤无仇，我不是恨他这个人，他也是制度的受害者。他女儿在读初中，如果他被判了刑，我愿意资助她。
记者:有网友说车上有精神病人，可能影响别人安全，所以，列车长捆绑人的做法也无可厚非。
成淮强:我喜欢用理性的眼光看问题。我认为这是一个体制性悲剧，深陷这样一种体制内，首先考虑的是工作不出纰漏，而忽略个人的权利和尊严。采取控制措施是列车长职责所在，但是，一定要采取这么激烈的手段吗？不管怎样，造成这个结果，必须有人承担责任。
我们都是看客，每一个人都是杀死曹大和的帮凶9月26日，曹大和的弟弟曹大军来到来宾，在签了一份协议后，拿到2万元的保险和10万元的赔偿金，曹大和的尸体随即在广西火化。10月2日，曹大和在贵州老家入土为安，这一年，他30岁，儿子1岁，女儿4岁。
记者:曹大和的死令人痛心，我看你在网上不断表达忏悔。
黄玉辉:我确实应该忏悔，不仅是我，所有那节车厢的乘客都应该忏悔，为什么我们没有像成先生那样站出来，为什么没有坚决地阻拦？我们都是看客，每一个人都是杀死曹大和的帮凶。
记者:成先生也应忏悔吗？
黄玉辉:我无权评价，但是，最初捆绑曹大和的时候，我们包括成先生都是默认的，如果成先生能早一点或者强行把绳子解开，那可能就不一样了，当然这是求全责备。
成先生确实令人佩服，他并不富裕，为这案子的奔波开销都是他自己的，前两天他打电话让我给他充100元话费，我给他充了，后来又打电话充话费时，我跟他解释我也是泥菩萨过河。
记者:现在网络上对列车长一片斥责之声，但是你却说他也是受害者，这怎么讲？
黄玉辉:不应该激烈地骂列车长，他也是受害者。你想想，可能他的师傅他的领导就是这样教他的，告诉他事情处理程序就是这样子。你说是体制也好，规定也好，反正不能说他是无辜的，但是他也是受害者。类似的情形，不同的结局
乘客在列车上突发精神疾病的事情屡见报端，本报记者整理了相关事例，有喜有忧。对照曹大和的悲剧，或许能给人更多启迪。
2007年5月23日，汕头至武昌的1018次列车上，一位女乘客精神病发作，神志模糊，列车员和一群素不相识的旅客对其热心呵护，经历18个小时的旅途颠簸，成功地将病人护送至武昌火车站，交给前来接站的患者亲属。
2007年3月10日7时20分许，K284次成都至上海的列车上，一名乘客精神病发作，对周围乘客进行踢打和撕咬，将一个女孩打伤。到十堰后，列车长和乘警将伤者和打人的乘客交给十堰火车站派出所。
对话律师
“禁止精神病人乘车”不可取
记者就此事采访了天昭律师事务所律师张胜利。
记者:这件事情出来后，有不少人主张患有精神病的人不应当乘坐列车或长途客车，您认为呢？
张胜利:我坚决反对。因为有很多人平时完全是正常人，只有在特殊的诱因刺激下才可能发病，我们无从判断哪一个人可能是精神病人，另外，精神病人在看护人或者监护人的看管下，他的出行权不得任意侵犯。记者:如果精神病人在列车上发病了，列车长有权捆绑他吗？
张胜利:铁路和乘客之间有一种契约关系，乘警也好，列车长也好，有权对那些确实危及其他乘客安全的人采取一定的强制措施，但是这个强制措施是有限度的。像用胶带用绳子把人绑得严严实实的，就超出了这个限度。
记者:那如何处置才是适当的呢？
张胜利:比如说，可以在车上给他一个单独的空间，让他老乡看护，或者通知下一站联系医生，给他注射药物让他安静下来，当然从体制上来讲，下一站可能不愿意，因为涉及费用问题，但是这需要铁路部门解决，因为毕竟这样的成本比起12万元这样一个数字来讲不可同日而语，更重要的是，避免了悲剧的发生。东方今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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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夏继锋
编辑：
李志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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