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魂困在身体，身体困在病房
这是一间阴暗的病房，黄色的墙裙已经斑驳脱落，仅有的一扇窗外，是堵黑褐色的墙壁，阳光绝无可能从那窄小的缝隙中洒进。
“嘶——嘶——”，病房里常常静得只剩下这一种声音，听起来像是轻微而黯淡的叹息。但很少有人能猜出，那是被放大的呼吸声。
张在元患上了罕见的运动神经元病。不能说话，也不能进食，甚至无法呼吸。于是几根白色的塑料管从蓝色的呼吸机里伸出来，高高地吊起，插进开胸后的气管，成为支持他呼吸的唯一方式。
远离阳光的日子已经很久了。这位国际知名的建筑师只能一直躺在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的病床上，除了眼珠，他无法移动全身的任何一个部位，哪怕只是想抬一抬小拇指。他的一只耳朵也坏掉了，因此，只有站在他的左手边大声喊，才可能让他听清。
但他会不断地从这具僵硬的躯体上感受到痛、痒、麻、冷、暖。他仍然保持着敏捷的思维，自从失去运动能力后，他唯一能做的似乎只有漫长的思考。甚至他会用力对前来探望的学生咧嘴，用一种看上去像是微笑的神态打招呼。
2009年4月30日，当武汉大学派出4人，站在他的病床前宣读完一份“终止聘任合同证明书”时，全身瘫痪的他失去了武汉大学城市设计学院院长、教授的职务。这或许意味着他此后的医疗费用和有偿住房将无法得以保证。
妻子陈翠梅还记得，听完这份此前全无征兆的证明，张在元“说”出了一句:“谢谢。”
那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说话”，而只是一个口形，因为他早就已经没有发声的能力了。“他只是保持着一个老师的风度。”陈翠梅说。
读完这份只有120个字的“证明书”，工作人员匆匆离开，其中包括4年前与他同一天到任的院党委书记张龙根。张在元在武大城设学院短暂的生活就这样结束了，泪珠一直从这个59岁的瘫痪男人眼里流出来，“快得都来不及擦，就把头发黏湿了”。
2007年10月底张在元开始在武汉中医院住院，健康状况每况愈下。2008年初，他住进中南医院，从VIP病房、重症监护病房，直到今年1月住进呼吸内科的普通病房。陈翠梅向中国青年报记者证实，武汉大学校方支付了50多万元，结清了张在元住进普通病房前的所有医疗费。
但是，自从住进普通病房，她已经积攒了一沓厚厚的医院送来的“小白条”。截至11月14日，在“武汉大学中南医院住院患者费用通知单”上，张在元累积的医疗费用已达434970.73元。
仅仅就在两年多以前，这个喜欢“在时光倒流中思考城市”的建筑师还无法预想，自己会以这样一种方式被囿于城市最黯淡的一角，即便他在号称中国最美丽的大学校园里设计了一栋最美的楼。
当时由于双腿僵硬，难以行走，他不得不坐上轮椅去北京看病。正值城市设计学院专业教学大楼翻新，教师们带着设计方案追到北京，张在元就坐在病床上“一笔一笔地改”。他像打造那些令他扬名国际的建筑物一样，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哪怕只是“教室桌椅的尺寸、颜色”，或是“教室门牌的样式”。
他为整栋建筑设计了一层翠绿色的栅栏，并亲昵地称这栋楼为“绿楼”。有阳光的时候，教室内会投射出疏淡的影子和绿色的光芒，他总是觉得“学建筑的人应该时刻感受到光影变幻”。
但9个月以来，他的病房里，从没有阳光。
“老人”变“新人”
4年前，没有人会想象到今天发生的这一切。
据称，当时新武大(在2000年由四校合并而成)的城市设计学院正处于尴尬的磨合期。甚至有传言，由于没有学术的标杆人物，这个学院将有可能被解散，“各个学生按照特长分到其他院系”。
当时的校长刘经南院士就在此时找到了在广州主持设计师事务所的张在元。这并不是一个令人吃惊的决定，因为张在元正是城市设计学院的前身、老武大建筑系的创立者。
1984年，武汉大学时任校长刘道玉将还是一名讲师的张在元从武汉城建学院破格调入武汉大学。在此之前，这个当时只有34岁的年轻人已经在日本的建筑比赛中获得大奖。
张在元甫一入校，便向刘校长提出，想在武大创办建筑系。“以讲师带头创办一个系，无论在他，还是在我，都是胆大妄为的。”刘道玉向记者回忆道。
但作为上世纪80年代高校改革的风云人物，刘道玉不缺乏这分“胆量”。这个年轻人便着手筹办。可是从1985年开始，他连续3年申报，连续3次落败。因为那时，建筑系是工科院校的“专利”。
当时国家教委的一个工作人员被这个小伙子的热诚打动，便悄悄告诉他，武汉大学如果想要成功，除非得到钱学森的论证支持。
陈翠梅还记得，当时张在元十分兴奋地说:“会成功的，我和钱老有缘。”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钱学森和张在元就曾在《新华文摘》同一期的同一个栏目里，一前一后地发了两篇文章。他相信，钱老一定看过自己的文章，也会同意自己的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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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志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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