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效仁

武汉大学著名教授、设计学院开创者张在元两年前患上罕见的神经元传导障碍，已经病危。4月30日，当时张教授只有老伴在身边，学校派人当面宣布解除合同。张教授当时就面色大变，老泪纵横。面对舆论批评，校方辩称张教授与学校的聘任合同到期，自然终止。并建议对方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有关劳动争议问题。（11月17日《广州日报》）

“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是不少网友对武大此举的评论，亦有人认为学校尽了责任。我则想起了剑桥大学与霍金的关系。

名著《时间简史》的作者史蒂芬·霍金，这位“尚在人世的最伟大的物理学家”，是一个瘫坐在轮椅上数十年，口不能言，只能靠电脑模拟器来表达思想的残疾人。1962年从牛津毕业后，霍金选择剑桥大学进一步深造并最终选择宇宙学。可就在确定研究方向一年后，这位年仅21岁的研究生被诊断患有罕见的、不可治愈的运动神经病，叫做肌萎缩性脊髓侧索硬化，“只能活两年半”。其肢体会越来越不听使唤，只有心脏、肺和大脑还能运转，到最后，心和肺也会逐渐衰竭。

不能不赞美剑桥大学对这个“只能活两年半”学子的厚爱。不仅允许他继续完成学业，1965年授予其博士学位，并进入冈维尔和凯厄斯学院任研究员。1977年，被任命为剑桥大学引力物理学教授。次年，获得世界理论物理研究的最高奖——爱因斯坦奖，并受聘为卢卡斯数学教授，这是剑桥大学最具盛名的教职。

正如媒体所称，这一系列动作无不显示了校方的先见之明和知人善任。笔者倒是以为，并非有什么先见之明，更多的原因在于剑桥拥有大海一样的胸襟，母亲一般的慈爱。这种胸襟与慈爱正是一个大学有别于其他社团和企业组织的根本，也是一所大学人本情怀最集中的体现。

可以想象，一个被医学断定只能存活两年的青年，所能活下去的仰靠只能是执著的理想。假如校方当初就劝霍金退学以养病，消极地等待死亡，结果会怎样，是不是会雪上加霜，从而掐断了他放飞理想的风筝线。再假如，即使取得了博士学位，依然为疾病所困，且随时有生命危险，校方如果劝他另谋高就，或嘱他安心养病，维持生命的延续，一个天才的物理学家同样会有夭折的可能。剑桥选择的伟大与高贵之处，与其说是对于人才，对于处于困顿中的人才之爱才若渴，不如说是对于一个处于生死线挣扎的人，一个渴望爱，并只能在爱中才能延续生命之人的一种悲悯情怀。其实，这也是大学之大的生命基础。这种爱越是博大精深，大学才能根深叶茂，挺拔屹立。

剑桥与霍金相依为命的关系，委实是一个明镜。武汉大学自然有理由按期解除在本校兼职的张在元教授的合同。但武大却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以错误的方式解除了一个生命垂危患者的合同。“当着不能言语、靠呼吸机维生的张在元博士宣布:终止聘用合同，停止提供医疗费和住房。”网友称其为“薄情寡义”，一点儿也不过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