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商业伦理方面介绍，两个员工如果是恋人关系，当他们在合作处理一些公司问题时，都是要接受调查的。调查他们的工作行为当中，当涉及公司利益，会不会有私人情感介入，会不会有私人利益要谋取。

受访嘉宾：罗蔚

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教师

桃色新闻或是公共事件

南都周刊：伊莱克斯石靖裸照事件目前也没有定性，只能说它是职场的一个性事件。但因此也引发了讨论职场性关系的讨论，尤其是上下级之间的性关系，利用这个关系来获得职业生涯中一些好处。在职场中这一现象多吗？

罗蔚：我们只能从媒体对这类事件的报道，引起大众对其的关注，从这个角度来看，应该来说比以前暴露得更多。但究竟程度怎样，是否普遍，我们缺少一个准确数据来论证。

可能大众关注得越多让我们觉得越普遍，而越觉得普遍呢越会把它等同于普通。这样就会忽视很多问题，大家的关注点其实已被慢慢地转向了另外一个方向，变成了桃色新闻。而没有去讨论，这样的事件它其实说明一个什么样的本质现象。

南都周刊：从媒体频频曝光的程度来看，也说明这样的事情是肯定存在的了。您觉得这样的事情会造成什么样的危害？

罗蔚：不管是一个企业还是一个公共组织，这样的事情频频被曝光，甚至让大众都觉得很普遍的话，那么它的危害应该是很大的。首先，它会形成一种大家默认的组织文化，这可能导致大家慢慢对很多权力被滥用的行为的接受。这种接受就有可能形成一种不良的组织文化，公平原则被破坏的现象慢慢会变成普通，大家都默认它的话，这将形成一个社会问题。

南都周刊：因为它本身牵扯到性和情感，所以它究竟是一个私人领域的问题还是公共领域的事情，有时概念是模糊而混淆的。像波音公司老总与女下属发生婚外恋，因为这个丑闻就辞职了。而像默多克和邓文迪，他们原来也是上下级，但他们最后结婚了，就成了一段爱情故事。

罗蔚：我们所关注的现象，用性骚扰性丑闻来形容的，不能说哪个领域多一点哪个领域少一点，只能就范围来讲，还是比较广的。一方面是范围广，但另一方面又涉及到私人情感问题。我个人认为，这个和个人情感可能是没有关系的。公共领域里如有权力被滥用，我不认为它和私人情感混在一起。

私人空间也好，时间也好，如果影响到职业的要求和利益，就不只是一种私人关系或私人事件了。所以为什么一些丑闻会导致一些公众人物辞职，包括香港广播处处长，私人娱乐导致了公共职务的丢失。

当违背的是一种公共伦理，职场伦理，就不仅仅是道德谴责了，完全是应该有相关的执法措施，应有制度上的规定。我们现在在公共领域的伦理现象上，缺乏相应的制度上的支持。

我们习惯用笑谈打发公共问题

南都周刊：从二十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的哈佛、斯坦福和宾夕法尼亚等大学就不提倡大学老师与学生发生恋爱婚姻关系，加州大学则是明令禁止的。他们的理由是一旦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所谓两相情愿的说法可能是不真实的。因为学生的命运掌握在老师手里，这和企业里头下属在职场上的生存也掌握在上级手里一样。所以这些学校干脆禁止，采取一种避嫌的态度。

罗蔚：如果这两者处于权力关系的两方，又涉及个人情感，私人情感和公共场所的工作要求结合在一起，就会产生问题。加州大学用公共规则来限制私人生活的选择，是符合职场要求的。整个规则的设定，是只针对工作的要求。师生恋不可以，只是说你们在这种师生关系下不可以，当学生毕业了，就没有问题。师生关系它是公共生活的关系，不是私人关系。这个公共关系还是涉及到权力。老师和学生毕竟有一方是权力的主体，从这种关系模式存在的情况来说，我觉得制定如禁止师生恋这样的公共规则，是能够接受的。我觉得和他的私人情感没有太大关系。

如果办公室恋情双方，作为私人是自由人，你怎么选择都行。但当你们两人回到职场，你就不能损害到公共利益，对企业、公共组织等都是。就是说你回到这种模式下，你不能违背这种职业的要求。如果上下等级关系，可能利用那种关系谋取到你在公共职场的利益的话，就违反了公共职业伦理的要求。但我们谈论它时，往往用一种私人生活领域的方式去谈论它，桃色新闻啊，性丑闻啊，而忽视了公共领域里该不该制订一些规则，来协调好规范好这种权力应该怎样去运用。

南都周刊：我们以前可能以为，西方人对性和私生活的宽容度比我们高。可从另一方面看来，一旦私人生活涉及到公共领域、职业道德，包括因为个人私德导致公众对其担任的公共职位的不信任时，他们都有一系列的步骤去除这些弊端。

罗蔚：对。在国外，有一些是发生在私人空间里的事情，如果它影响到一个公共机构的利益或形象，就会有相关的组织去介入调查，如伦理委员会或办公室。

另一方面，我们可能也缺乏文化上的支撑。我们习惯的是用一种笑谈来打发公共问题，缺少这种文化上的支撑，制度上的建设就更遥远了。我曾在看国外商业伦理方面的介绍时看到，两个员工如果是恋人关系，当他们在合作处理一些公司问题时，都是要接受调查的。调查他们的工作行为当中，当涉及公司利益，会不会有私人情感介入，会不会有私人利益要谋取。从而去避免不公正现象的发生。

南都周刊：在国内这样的机构还很少吧？

罗蔚：几乎没有吧。国内还没有这个意识。可以说，我们缺乏对公共伦理的意识和需求。

南都周刊：那么从整体的情况来说，从观念认知到文化形成，到制度的健全，整个过程还很漫长吗？

罗蔚：不能用漫长这个词。现在信息度已经越来越透明了，我们做横向比较也越来越方便，那么这种需求也会越来越突显，步伐也会越来越快的，应该会很快吧。

南都周刊：你认为应当由社会中什么机构来推进对公共伦理的观念认知和制度健全呢？

罗蔚：这个应该依靠整个公民社会去形成的，单靠任何一个机构很难实现我们希望达到的目标。以前我认为有什么样的国家政府会造就什么样的人民，现在我觉得什么样的人民造就什么样的国家。公民与国家是相互的互动的过程，公民的要求越来越多，需求越来越明确的话，政府就必须要考虑满足这些需求。它一作出回应，可能新的要求又会提出来。所以说，一旦有回应，进步步伐就快了。

如果没有这些需要，企业和单位可能不会自觉地去制订这种对它自身有制约的条例制度。就像当年听到克林顿的性丑闻，如果没有想到公共资源、公共利益、公共职位的伦理需求，只想到克林顿的道德品质、花边新闻，如果作为公众没有公共权利的意识，这样的规则可能永远制订不出来。(彭晓芸洪鹄)来源：南都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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