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的妻子陈和小女儿抱着全家合影痛哭失声

采写/摄影：本报记者 谭人玮

媒体成为监督山西煤矿生产主要途径的同时，也成为煤老板们用金钱攻克的对象

编者按

1月10日，中国贸易报工作人员兰成长在山西大同浑源县被打死一事，经本报报道后震惊全国，中央高层领导作出批示要求查明情况。兰当日与同事常汉文赴一个手续不全的小煤矿“采访”，据常汉文称他们企图向矿主要钱。

案发后，当地官方多次提出兰成长是“假记者”，而兰所服务的报社更是强调其无新闻采访权，所为纯属个人行为，死者由此在道德上处于劣势，少了要求公正的砝码，更失去了舆论的同情。按照以上逻辑，一个“假记者”之死便不该再追问，而借采访之名敲诈的行为仅仅是个人缺乏职业操守的个别现象，即使要深究，也是如今的新闻记者行风不正，行为不检。

记者如何论真假，凭新闻出版署的证吗？煤矿生产应由谁来行使监督职权，记者吗？新闻腐败能否通过提高个人道德修养杜绝？这些问题不可回避。本报记者在山西大同采访时发现，黑煤矿与以敲诈为业的真假记者们已经形成了一个利益共生体，在兰成长被打死的背后是正常监督的缺位，部门职能的异化为记者们创造了寻租空间。可以肯定的一点是，记者难以凭个人道德之长对抗强大体质之短，即使有，也难免悲壮。

等待

1月10日上午，中国贸易报山西记者站工作人员兰成长给同事常汉文打电话，邀他一起去大同市浑源县一个手续不全的小煤矿采访。

对于兰成长和常汉文来说，这是极为普通的一天。在遍布大同乡野的大大小小的煤矿里，他们已不知做过多少次采访，而这些采访的成果多半不是新闻稿件，而是金钱。

早上9点左右，他们租用曹新斌的桑塔纳2000轿车，于中午12点多来到浑源县沙圪坨镇水沟村的一个小煤矿。路上兰成长对常汉文说，只要找到老板，亮亮证，对方至少得给1000块钱。兰身上带着报社发的工作证，与新闻出版总署发的《新闻记者证》很像，只是名称改成了《新闻工作证》。另外还带着一张报社当天开的空白介绍信。

那是一个极为安静的煤矿，没有生产迹象，也没有挖矿的人。他们只在村里的停车处发现了先到的两男一女三名同行，其中一个叫黄焱忻的，把他们带到该矿位于水沟村的办事处，一个公路道班的房子。兰成长对看门人张根根说：“我们接到举报，你们煤矿手续不全，非法开采，找你们老板了解情况。”在得到矿主侯振润的电话号码后，常汉文、黄焱忻两人分别给侯打电话要求见面。侯让他们等他回来。

在那个阴冷的下午，兰成长开始了他生命中最后的一场等待。

中国煤都

当汽车驶过市区破旧狭小的街道时，天空中密布的灰尘都彷佛带着煤的味道。

这就是大同，中国的煤都。有关资料显示，大同最主要的煤矿企业——大同煤矿集团年产煤量在3000万吨以上，居全国首位。而大同煤矿集团仅占到大同煤矿产业的半壁江山，另外半壁则被地方小煤矿所占领，而这还没有包括难以计数的无证开采的“黑煤矿”。

煤，是这个城市的主宰。在这个有近300万人口的地级市，仅大同煤矿集团一家就有15万员工。煤矿，既象征着巨大的财富，又常常意味着罪恶的渊薮。一掷万金的煤老板和频遭劫难的矿工构成了这个城市的一体两面。

在大同，你几乎找不到一个跟煤矿没有一点关系的人。现在开出租的穆先生以前是为煤老板开车的，他说，以前他的老板投三百万开了个小煤矿，挖出煤了，但点着的煤却是鲜红色的，没人敢买，结果破了产。人们传说，那是因为煤里浸透了矿工的鲜血。

2004年，中国的百万吨死亡率接近4%，即每生产100万吨煤炭，就有4个矿工死亡。这个数字是南非的30倍、美国的100倍。2005年中国煤矿企业共发生伤亡事故3300余起，死亡5986人。

而仅去年10月24日至11月26日的33天里，仅山西就相继发生6起矿难，夺去135名矿工的生命。

而几乎所有的矿难，其中都有一个关键词：瞒报。

2006年5月18日，大同下属的左云县发生特大煤矿透水事故，56人死亡。煤矿主为隐瞒死亡人数，将死难者遗体和家属用7辆面包车转移至内蒙古等地。

2005年7月2日，山西宁武县阳方口镇贾家堡煤矿发生瓦斯爆炸，36人死亡。在县委副书记李天恩及副县长李德生的默许下，死亡人数被确定为19人上报，而剩下的17具遗体则被分别转移到内蒙古乌兰察布盟和丰镇市。

2005年10月27日，张家场乡城道沟煤矿发生塌方事故，来自左云的杨百元和来自内蒙古的陈姓三轮车司机在事故中遇难。尸体被转移到内蒙古乌兰察布盟，以病故为由火化。这次事故没有上报。

据《中华工商时报》报道，从2004年12月到2005年4月，左云县在半年不到的时间里有6起事故瞒报。

而这些仅是被揭露出来的瞒报事故中的寥寥数起。矿难与瞒报在当地已渐成寻常事，灾难和埋于地下的冤魂的确切数字，永远也不会有人知道。

正是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面，兰成长与侯振润，这原本两个毫不相干的人，开始了他们决定命运的相逢。

惨死

1月11日上午9点20分左右，在开始那场致命等待的20个小时以后，兰成长34岁的生命在大同市第五人民医院画下句点。

当尸体呈现在家人面前时，他们看到他的全身到处是青紫块，头上有5个洞，头部完全变形，双臂粉碎性骨折，手肿得像馒头一样，“扶起手的时候，可以听到骨头摩擦的声音”。兰的大姐说。

解剖的法医看了尸体后的第一句话便是：“怎么打得这么惨。”他只对头部解剖了一会儿就说，“脑挫伤，颅骨多处骨折，脑内大出血，不用找了，死因就在这里，那些骨折是小事情”。

大同市公安局特警支队五大队大队长姜宝举在1月22日接受记者采访时，描绘了那个下午的血腥场景。

7名打手将兰成长、常汉文和司机曹新斌堵在煤矿办事处的房里，矿主侯振润到院里拿了两根镐把，另有一条铁棍和一把烙铁。他们先拿暖水瓶砸到常汉文的前胸，随后，其中的一人一脚把兰成长踹到了外屋，分开两边对兰成长和常汉文他们进行殴打。因怕被村民看见他们打人，又把兰拖到屋里打。在兰被殴打的过程中，兰还曾经抓住对方的衣领，有人拿起铁棍便打在他的胳膊上，胳膊便被打断了，接着他们又用铁棍打断了兰成长的另一条胳膊。这还不够，侯还指使人把兰的腿垫在凳子上，他们很专业地把兰的腿抻直了再用镐把打断。

兰被打的时候，很多村民都听到道班房里传来的凄惨的叫声。村民说，镐把都断成三截了。另有村民说，看见兰成长被一镐把打到天灵盖，顿时血流满面晕倒在地。

兰成长的死亡随即在全国掀起了一场舆论的滔天巨浪，先是一名山西籍记者将此事写成帖子发布在网络上。1月16日，本报在全国第一个发表报道《记者下煤矿遭暴打致死》，该报道迅速被各大网站以显著位置转载。随后全国媒体云集大同，关于兰成长死亡的详细情况逐步得以清晰呈现。

舆论惊动了中央高层领导，1月23日，大同市公安局在新闻通报会上披露，案发后，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公安部部长周永康、公安部副部长白景富相继做出重要批示，要求迅速查明情况并尽快报告结果。

在强大的压力下，大同市公安局迅速组成了70多人的专案组对此案进行调查，1月19日，主要犯罪嫌疑人侯振润投案自首，至24日已有9名嫌犯归案，最后一名嫌犯仍在全力追捕中。

暴利

在面对中央电视台的镜头时，外号“侯四”的侯振润并不像那样残忍的人，他的表情可说是温和，普通话说得也挺好。

1月10日中午，侯振润正和妻子姜晓艳及手下武强、康全明在大同市香溢园饭店吃饭。他接到一个电话，然后骂了一句：“他妈的，又有一帮记者上去了。”

这样的电话他常接到，都是各路记者打来的，一般是拉广告或者要求订阅报刊。让他头疼的是，这些记者都知道他在浑源县水沟村附近那个没名字的小煤窑手续不全，属于非法开采。这次打电话来的正是常汉文。侯不同意去矿上，常在电话里坚持说：“上来嘛，上来交个朋友，呱嗒呱嗒(聊聊天)。”

侯知道对方的意思。在三天内，他已给了五拨记者钱，记得清清楚楚，分别是：2000元、4000元、5000元、3000元、2000元。其中一个拿了钱后回答说，“我一定对得起你这2000块钱。”

应付各种不停上门的记者，早已是侯四开煤矿生涯中的重要内容。2006年8月，侯不知通过什么手段，接手了西王铺村人范富开的这个黑煤矿。该矿是范的父亲私自开挖的，至今没有任何相关手续证件。

层层转包的开采方式在山西小煤窑中相当普遍，涉及到井下作业的各个环节，分工明确。据矿工说，侯振润的矿上，炮工是自己带雷管、炸药下井采煤，每出一吨煤给20元；井下装车，装车工人自带铁锹，每装一吨煤给5元；井下运输是由搞运输的矿工自带矿用三轮车，每运输一吨煤给10元。这是最小的黑口子，没有安全投入。由此合计吨煤生产成本仅35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