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1日，前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因心脏病去世，享年89岁。由于萨马兰奇同中国特殊的亲善关系，“萨翁”在中国人心目中别具人缘。

西班牙人萨马兰奇几乎跟奥运之父法国人顾拜旦齐名，用现任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的话说，“他构筑了21世纪奥林匹克运动”。不过，很多人对这一评价理解狭窄，似乎就是萨马兰奇“商业化”了奥林匹克。他就像一个精明的CEO，将1980年接受时不到20万美元资金的组织变成了价值近百亿的伟大企业。他出售奥运会电视转播权、发展TOP制定赞助商计划、设计门票出售方式和“衍生纪念品”商业。这些方法不仅让奥委会变得有钱，同时也可以赞助那些没有资金支持运动员参赛的穷国。就像萨翁所言“没有商业的帮助，奥林匹克运动将走向死亡。”

这个评价遮蔽了萨翁智慧的其他方面。萨马兰奇不仅是个纺织商人、运动员，同时也是个政治家，他担任过议员、西班牙驻前苏联大使。他是弗朗哥威权主义统治时代的官员，也是西班牙民主化转型的见证人。机缘凑巧，在他接手之前，国际奥委会也在风口浪尖等待一种转型力量的崛起。

诗人顾拜旦对奥林匹克的理解方法是一种“教育式”的，是对古典奥林匹克诗意的一种追溯，竞技的功能是教育而不是胜负（反对职业选手）、是感化而不是记录，它让人们能够更好地理解和保存远久的传统和生活方式。所以，顾拜旦倾其一生都反对女人参加奥林匹克比赛，因为“它破坏了一种传统”。顾拜旦对国际奥委会组织方式的设计是“贵族精英式”或者“元老院式”，充满了对民族国家的不信任，对民主原则的鄙视。他将国际奥委会看作是一种超越性的团体，它的委员不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在国际奥委会的代表，而是国际奥委会在该国或地区的代表。顾拜旦大权独揽，他挑选信得过的朋友成为委员，“逆向代表制”、“自我遴选制”变成了不可动摇的原则。

对于弗朗哥时代的官员萨马兰奇来说，他接手时的奥委会现状同西班牙弗朗哥时代历史存在着情境上的同构、经验上的借鉴。尽管弗朗哥曾是一个杀戮者，但并不是僵硬的法西斯主义者，他喜欢精英式独裁，他不仅挑选长枪党（法西斯组织）的朋友，也挑选非长枪党人入内阁，他吸纳保皇派和非保皇派、亲英派和亲德派的精英加盟。而在外交领域上，二战时弗朗哥亲德，但并不残害犹太人，因为犹太人没有妨碍他的利益；美国战争获胜，他迎合美式自由主义放松社会控制；而前苏联在1960年代咄咄逼人，他则强调东西方“共存与缓和”，顶住西方阵营压力，同社会主义国家（甚至美国宿敌古巴）建交。弗朗哥在经济转型后，让王储胡安 卡洛斯回国，为死后民主化路线“铺垫”。简单地说，“弗朗哥主义”是一种对实用主义的迷恋和对陈旧意识形态的“超越主义”，进而“蜕变”为一种改革主义。萨马兰奇是这样评价独裁者弗朗哥的——“他也为国家做对了很多事”。

毫不奇怪，“超越主义”让萨马兰奇在汉城奥运会之前说服了前苏联和东德，避免此前两届“抵制行径”的蔓延；“实用主义”让萨马兰奇暂时容忍了东德的兴奋剂丑闻；他迅速让废除“种族隔离”的南非回归奥林匹克；他让朝鲜和韩国一起出现在悉尼奥运会。他也可以暂时隐忍腐败，放弃好恶，增选非洲敌对官吏入奥委会，为的是不至于剪断在非洲的“五环旗风筝”。为了扩大商业利益，他允许职业选手进入。为了吸引国家承办，他给予举办者扩大赛事项目的权力……

所以，当出现挑战“奥委会元老院主义”的“盐湖城丑闻”后，萨马兰奇和继任者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改革，大力删减顾拜旦遗产。违规受贿委员或开除或记过，重典治理。更重要的是，削减了“勾结和操纵”，让奥委会“委员内部遴选”变得更加公开、让运动员委员进入决策层，成立道德委员会，规范过去精英制产生的“寻租活动”，缩短了“元老”的过长任期。将萨马兰奇卸任前的改革理解为“弗朗哥式”的，不存在任何情感上贬义，只不过是一种语境上的互通，它暗含了体育在政治、商业、国家、民族、道义上的周旋，从任何角度看，与其说萨马兰奇是一个出色商人，还不如说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一个审时度势的观察者，他运用权势、交易、耐心、妥协和改革，让奥林匹克变成了世界上最重要的文明“交流之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