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只有匆匆一天，但4月15日在巴西首都巴西利亚召开的“金砖四国”峰会，无疑令人关注亦引人暇想。“金砖四国”，意即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BRIC)，原为经济学家提出的概念，自去年金融危机期间在莫斯科首开峰会，随后会议机制迅速形成，不仅今年的峰会在巴西利亚如期举行，2011年的北京峰会也已确定。无疑，正如巴西总统卢拉所说，“金砖四国”不再是一个空泛的概念，已成为一种政治现实。

后金融危机时代，世界格局在调整。中国需要考虑如何评估和使用这个“金砖”平台了。

作为新兴市场领头羊，“金砖四国”拥有全球42%的人口，世界经济总量的14.6%，贸易额占全球的12.8%，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超过50%。如果四国保持过去十年强劲的经济发展势头，预计到2050年，四国的G D P之和将超越除加拿大以外的西方六大经济体，成为世界最强大的经济集合体。

贸易互补、相似的政治主张、“金砖”的开放式概念，是人们看多“金砖四国”的三大理由。近十年来，四国间贸易增长要快于全球贸易，中国已成为巴西和印度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同时也是俄罗斯的第三大贸易伙伴。另外，开放的概念意味着，任何G DP总量超过全球总量5%的新兴国家，都有可能被吸纳在内，从而赋予“金砖”机制更大的生命力。

俄罗斯对峰会制度化最为积极，不仅希望四国发展成为一个经济集团，而且不排除结成政治联盟的目标。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就表示，通过增强一个多极世界的经济基础，“金砖四国”客观上有助于营造增强全球安全的条件。借此主张，首届峰会安排了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此次峰会亦有四国负责外交事务的最高官员就国际形势和加强合作交换了意见。

此外，在凝聚四国的最重要的金融经贸议程上，各国除了继续呼吁包括IM F和世界银行在内的国际金融机构的治理改革，也继续了更加多元化的国际货币体系要求。

然而，不可否认，相较其他的政治社会组织，“金砖”机制生于危机之中，长于变化时世，四国迥异的政治制度、显著的文化差异、跨度甚广的地缘环境，使得“金砖四国”依然面临如何定位和平台建设的诸多问题。

“金砖四国”尽管有共同利益诉求，也具有显著分歧。经济结构的差异，使四国在对抗金融危机中的表现参差不齐，特别是俄罗斯因过于依赖能源等大宗商品，2009年的经济下滑了8%，其经济“含金量”受到质疑。不同的贸易政策也在四国中形成分野。作为资源出口方，巴西和俄罗斯希望从大宗商品高价中受益，而印度和中国却受惠于这些商品的低价。

同样的意见分歧也出现在对作为全球主要储备货币的美元看法上。虽然四国都呼吁要建立一个稳定、可预期、更加多元化的国际货币体系，但中国高达两万多亿的美元储备，使得短期内试图削弱美元地位的主张对中国有可能形成冲击。此外，中国和印度围绕边界问题的争端、巴西与俄罗斯和印度间较小的经贸联系，都为四国进一步深入合作带来困难。

于中国而言，当前既不可忽视“金砖”平台的作用，亦不可盲目夸大。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国际格局正在调整中。中国无疑应抓住机会，利用“金砖”平台的杠杆作用，发挥单独国家无法起到的作用，在提升发展中国家全球影响力的过程中增加自己的声音，但也切忌为机制所累，避免成为“挡箭牌”。无论是“金砖四国”还是“基础四国”(即就气候变化问题协调主要新兴经济体的新机制，包括巴西、南非、印度和中国四国)，这些不断浮现的新兴经济体机制概念，牢牢地将中国绑在发展中国家一边。

正如识者所言，中国外交最重要的任务是为国内发展谋求有利的国际环境。“金砖”身份，恰是如此。(原载4月19日出版的《新世纪》杂志，本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