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主义思潮繁荣于冷战后期，它认为过去的发展是一种异化了的发展，已脱离了人类所追求的本来目标。在深刻批判现代性的同时，后现代主义深层次地体现出对人的根本关怀，积极寻求重建人与自然、人与人、人文精神与科技精神之间的和谐发展关系，倡导一种多元化的社会生态环境，去实现全球化所需要的一种既有文化多样性又有全球整体性的哲学突破。

杰姆逊指出，后现代的时代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表现为:以电视和电脑为主导的新的信息方式导致的信息全球化；以资本跨国流动为特征的经济全球化；以两极世界消失和世界重寻政治新秩序的把全球各种文化力量都卷进世界政治中来的政治全球化；以消费在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趣味全球化；以网络、电影、电视、录像、歌曲、服装、饮食、旅游、广告等形成文化工业和流行模式的文化全球化等等。

有人说，如果西方属于后现代的话，当代中国则属于前现代，既然我国的现代性尚未完全建立起来，又何谈抛弃现代性去关注后现代呢？然而，事实上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历程，正是在后现代的全球化的环境中进行的，因此中国成为整个全球后现代时代体系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那么，我们与后现代思潮对话有何必要呢？正如美国后现代世界中心主任大卫·格里芬在《后现代科学》一书中文版序言中指出的:“中国可以通过了解西方国家所做的错事，避免现代化带来的破坏性影响。这样做的话，中国实际上是‘后现代化’了。”

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的中国，大众传媒迅速普及，消费文化市场已经形成，商品化逻辑、资本逻辑已渗透市场经济诸多领域，后现代语境氛围日渐浓厚。然而，多年以来，我们一直沉迷于对科学技术的崇拜。后现代思想家坚决反对科学至上的观念，抨击科学话语的霸权。后现代学者指出，科学的价值实现既依赖于科学知识的真理性和实用性，也依赖于对科学的应用方式。科学本身并没有对与错，但是科技的不当应用会给人类带来害处，科技的价值既依赖于使用者及其使用方式，还取决于应用的文化环境条件。后现代主义主张消解科技话语的霸权地位，促进科学技术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实现一种绿色和平。在中国，对科学应用方式的研究，在体制上还缺乏相关论证和保障体系，后现代主义对科技的反思和批判对我们具有重要的启示。

当下的中国已进入一个新的社会转型时期，社会阶层正在重组，不同社会阶层在收入和利益分配上的差距不断拉大，各种社会矛盾、摩擦和冲突交错汇集。如何构建一种和谐的社会发展状态？格里芬曾指出:“后现代社会的思维拒斥支撑着现代社会政策的实利主义以及被这种实利主义信条所驱动的追求无限增长的政策。”反观我们的现实生活中，虽然在理论上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并举，但在实践中，对社会发展所设定的规划指标，基本上是围绕经济增长制定的；文化、环保、人与人的和谐共处等方面则被当做次要手段而忽视。经济指标是现代化建设的硬指标，没有经济的现代化就不会有社会的现代化，但只有社会、文化、自然、经济综合协调发展，才预示人们生活质量的真正提高，才能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碰撞产生火花，对话蕴含智慧。后现代主义所倡导的理念提醒我们，应从整体上认识人与自然、科技与人文、多元与统一、个体与整体的和谐统一的重要性，强调改造人类自身将成为活动重点，以生命的“延续性”代替文明的“增长性”，以多元化发展模式、公正平等为发展准则。对于正处于全球化进程中的中国，后现代主义所倡导的和谐理念，对我们如何避免现代化进程带来的破坏性影响，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