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报记者 李艳秋

人们一定会关心明天是否降温、雨会不会停，但是他不一定在乎几年、几十年后天气会变得怎样。当联合国192个成员国的代表、约90位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共聚纽约联合国总部讨论气候变化问题时，世界各地的人们热烈议论着的或许是一条社会新闻，股市新闻，或者娱乐新闻。

两周前在北京的一次气候变化媒体会议上，大家开始讨论这个问题。《卫报》副主编伊恩·卡茨的观点是，气候变化之所以不如别的新闻引人瞩目，是因为“气候变化的受害者要在几代人之后才出现”，它不像某个一瞬间发生的大灾难那样吸引眼球，虽然它的后果可能比大灾难严重得多。

作为来自减排的头号阵营、承诺在2020年前减少34%碳排放的英国的媒体，他甚至认为，哥本哈根会议本身已经不重要了。英国对欧盟减排20%的保守目标不甚满意，“不管哥本哈根会议结果如何，我们都应该立即开始减少碳排放”。

不过，中国媒体的观点不尽如此，因为发展中国家的人们或许有更重要的事情优先于气候变化。就像牛津大学的派迪教授所说，在乌干达，一位当地官员告诉他，“在我们国家，没来得及等到气候变化的冲击，人们就可能已经死于饥饿或艾滋病”。而派迪教授对此的反应则是:气候变化会导致贫困和粮食短缺进一步恶化，所以我们更应该立即减少碳排放，否则到2050年非洲可能成为气候变化受害者最多的地区。

我们在说同一件事，可是观点截然不同。就像中国记者不明白既然西方把气候变化看得那么重要，又有资金和技术，为什么不拿出来帮助发展中国家一样，英国记者也不明白，中国人为什么不像我们这样深谋远虑、认为二氧化碳排放是个迫在眉睫的问题？

这个有趣的场面使我意识到，假如仅仅是一群记者在谈论气候变化问题，都会产生这么多分歧和隔阂的话，那么，近万名各国代表要在哥本哈根讨论气候变化，并达成一致、缔结后京都时代的新公约，会有多么的不容易了。

这还只是极其粗略的描述，今年参加了波恩气候谈判的环境部对外合作中心气候变化与CDM工作组专家肖学智告诉我，在谈判会场上，两大阵营并不如此分明，即使是发展中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以及发达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都常会有矛盾、有分化，“谈到深夜也无法妥协”。